文學江湖 (繁體字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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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發行: 台北三民書局
出版年: 2018 (2018年 6月初版)
總頁數: 488
ISBN 978-986-387-230-6
內容簡介 (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四)：
王鼎鈞1949年漂流到台北，賣文為生，先後進入廣播、報紙、電視等媒體，主持文字工作。那年代台灣處於權威統治的高壓之下，文字獄連續發生，新聞媒體又屬於敏感事業，人人自危，王鼎鈞憑他憂患磨練而生的智慧，勤苦學習而得的文學技巧，和當時的特務人員對奕，渡過一個又一個險灘，奇趣橫生。那時台灣有「民主自由或集權專政」的論爭，好學深思的王鼎鈞置身其中，亦有深刻的體驗與精采的記事。王鼎鈞說他畢竟是一個作家，取材偏重文學藝術的坎坷發展，他自己如何由文藝青年到散文名家，也在書中留下成長的記錄，極有參考價值。凡此種種，顯出此書別具一格，與眾不同，至於詩筆的感性，史筆的理性，漁樵閑話一般的趣味性，使文學評論家紛紛予以很高的評價。
出版年: 2018 (2018年 6月初版)
總頁數: 488
ISBN 978-986-387-230-6
內容簡介 (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四)：
王鼎鈞1949年漂流到台北，賣文為生，先後進入廣播、報紙、電視等媒體，主持文字工作。那年代台灣處於權威統治的高壓之下，文字獄連續發生，新聞媒體又屬於敏感事業，人人自危，王鼎鈞憑他憂患磨練而生的智慧，勤苦學習而得的文學技巧，和當時的特務人員對奕，渡過一個又一個險灘，奇趣橫生。那時台灣有「民主自由或集權專政」的論爭，好學深思的王鼎鈞置身其中，亦有深刻的體驗與精采的記事。王鼎鈞說他畢竟是一個作家，取材偏重文學藝術的坎坷發展，他自己如何由文藝青年到散文名家，也在書中留下成長的記錄，極有參考價值。凡此種種，顯出此書別具一格，與眾不同，至於詩筆的感性，史筆的理性，漁樵閑話一般的趣味性，使文學評論家紛紛予以很高的評價。
Sold Out
選文試讀：（一）匪諜是怎樣做成的
我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灣寶島，七月，澎湖即發生「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匪諜」冤案，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，也是對所有的外省人一個下馬威。當 年中共席捲大陸，人心浮動，蔣介石自稱「我無死所」，國民政府能在台灣立定腳跟，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， 一件「二二八」事件懾伏了本省人，另一件煙台聯合中學冤案懾伏了外省人，就這個意義來說，兩案可以相提並論。
煙台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，歷經五○年代、六○年代進入七○年代，山東人一律「失語」，和本省人之於「二二八」相同。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「八 千子弟」中的一個分子，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。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，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，只是念及「身家性命」無法落 筆，「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。」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。
編劇家趙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學生，他去世後，編劇家張文祥寫文章悼念，談到當年在澎湖被迫入伍，常有同學半夜失蹤，「早晨起床時只見鞋子」，那 些都是強迫入伍後不甘心認命的學生，班長半夜把他裝進麻袋丟進大海。這是我最早讀到的記述。小說家張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，他的中篇小說〈海兮〉以山東流 亡學生在澎湖的遭遇為背景，奔放沉痛，「除了人名地名」以外，直言不諱。然後我讀到周紹賢〈澎湖冤案始末〉、傅維寧〈一樁待雪的冤案〉、李春序 〈傅文沉冤待雪讀後〉，直到〈煙台聯中師生罹難紀要〉、張敏之夫人回憶錄〈十字架上的校長〉，連人名地名都齊備了。
可憐往事從頭說：內戰後期，國軍節節敗退，山東流亡學生一萬多人奔到廣州，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出面交涉，把這些青年交給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。 當時約定，讓十六歲以下的孩子繼續讀書，十七歲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，天下有事投入戰場，天下無事升班升學。當時，國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灣澎湖當家作主的陳誠都批准這樣安排。
一九四九年六月，學生分兩批運往澎湖， 登輪者近八千人， 後來號稱八千子弟。七月十三日，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，把年滿十六歲的學生，連同年齡未滿十六歲但身高合乎「標準」的學生，一律編入步兵團。學生舉手呼 喊「要讀書不要當兵」，士兵上前舉起刺刀刺傷了兩個學生，司令台前一片鮮血，另有士兵開槍射擊，幾個學生當場中彈。三十年後，我讀到當年一位流亡學生的追述，他說槍聲響起時，廣場中幾千學生對著國旗跪下來。這位作者使用「汴橋」做筆名，使我想起「汴水流，泗水流……恨到歸時方始休」，可憐的孩子，他們捨死忘生追趕這面國旗，國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。
編兵一幕，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監督進行。流亡學校的總校長張敏之當面抗爭，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動學生造反。李振清雖然是個大老粗，到底行軍打仗升到將軍，總學會了幾手兵不厭詐，他居然對學生說：「你們都是我花錢買來當兵的！一個兵三塊銀元！」他這句話本來想分化學生和校長的關係，殊不知把 張敏之校長逼上十字架，當時學生六神無主，容易輕信謠言，這就是群眾的弱點，英雄的悲哀，自來操縱群眾玩弄群眾的人才可以得到現實利益！為他們真誠服務卻要憂讒畏譏。張敏之是個烈士，「烈士殉名」，他為了證明人格清白，粉身碎骨都不顧，只有與李振清公開決裂，決裂到底。
張敏之身陷澎湖，托人帶信給台北的秦德純，揭發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。咳，張校長雖然與中共鬥爭多年，竟不知道如何隱藏夾帶一封密函，帶信使者在澎湖碼頭上船的時候，衛兵從他口袋裡搜出信來，沒收了。張敏之又派煙台聯合中學的另一位校長鄒鑑到台北求救，鄒校長雖然也有與中共鬥爭的經驗，沿途竟沒有和「假想敵」捉迷藏，車到台中就被捕了。
最後，張敏之以他驚人的毅力，促使山東省政府派大員視察流亡學生安置的情形，教育廳長徐軼千是個好樣的，他會同教育部人士來到澎湖。李振清矢口否認強迫未成年的學生入伍，徐廳長請李振清集合編入軍伍的學生見面，李無法拒絕，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帶到海邊拾貝殼。徐軼千告訴參加大集合的學生， 「凡是年齡未滿十六歲的學生站出來，回到學校去讀書！」隊伍中雖然還有幼年兵，誰也不敢出頭亂動。張敏之動了感情，他問學生：你們不是哭著喊著要讀書嗎？ 現在為什麼不站出來？徐廳長在這裡，教育部的長官也在這裡，你們怕什麼？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，你們錯過了這個機會，再也沒有下一次了！行列中有十幾個孩子 受到鼓勵，這才冒險出列。李振清的謊言拆穿了。後來辦案人員對張敏之羅織罪名，把這件事說成煽動學生意圖製造暴亂，張校長有一把摺扇，他在扇上親筆題字， 寫的是「窮則獨搧其身，達則兼搧天下」，這兩句題詞也成了「煽動」的證據。
徐軼千對張敏之說：「救出來一個算一個，事已至此，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！」澎湖防衛司令部認為此事難以善了，於是著手「做案」，這個「做」字是肅諜專家的內部術語，他們常說某一個案子「做」得漂亮，某一個案子沒有「做」好。做案如做文章，先要立意，那就是煙臺聯中有一個龐大的匪諜組織，鼓動山東流亡學生破壞建軍。立意之後蒐集材料，蒐集材料由下層著手，下層人員容易屈服。那時候辦「匪諜」大案都是自下而上，一層一層株連。
做案如作文，有了材料便要布局。
辦案人員逮捕了一百多個學生（有數字說涉案師生共一百零五人）疲勞審問，從中選出可用的訊息，使這些訊息發酵、變質、走味，成為罪行。辦案人員鎖定 其中五個學生，按照各人的才能、儀表、性格，強迫他們分擔罪名，那作文成績優良的，負責為中共作文字宣傳；那強壯率直的，參與中共指揮的暴動；那文弱的， 覺悟悔改自動招供。於是這五個學生都成了煙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分團長。
每一個分團當然都有團員，五個分團長自己思量誰可以做他的團員，如果實在想不出來，辦案人員手中有「情報資料」，可以提供名單，證據呢，那時辦「匪 諜」，只要有人在辦案人員寫好的供詞上蓋下指紋，就是鐵證如山。這麼大的一個組織，單憑五個中學生當然玩不轉，他們必然有領導，於是張敏之成了中共膠東區執行委員，鄒鑑成了中共煙台區市黨部委員兼煙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。
辦案人員何以能夠心想事成呢？唯一的法術是酷刑，所以審判「匪諜」一定要用軍事法庭祕密進行。澎湖軍方辦案人員花了四十天功夫，使用九種酷刑，像神創造天地一樣，他說要有什麼就有了什麼。最後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，判定兩位校長（張敏之、鄒鑑）五名學生（劉永祥、張世能、譚茂基、明同樂、王光耀） 共同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，各處死刑及褫奪公權終身。這一年， 張敏之四十三歲，鄒鑑三十八歲。同案還有六十多名學生，押回澎湖以「新生隊」名義管訓，這些學生每人拿著一張油印的誓詞照本宣讀，聲明脫離他從未加入過的 中共組織，宣誓儀式拍成新聞片，全省各大戲院放映，一生在矮簷下低頭。當時保安司令是陳誠，副司令是彭孟緝。
那時候，軍營是一個特殊的社會，五千多名入伍的學生從此與世隔絕。還有兩千四百多名學生（女生和十六歲以下的孩子），李振清總算為他們成立了一所子弟學校，繼續施教，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。下一步，教育部在台中員林成立實驗中學，使這些學生離開澎湖。
我是後知後覺，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湊出整個案情。我也曾是流亡學生，高堂老母壽終時不知我流落何處，我常常思念澎湖這一群流亡學生的生死禍福，如 同親身感受。有一天我忽然觸類旁通，「煙台聯中匪諜案」不是司法產品，它是藝術產品，所有的材料都是「真」的，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「假」的，因為 「假」，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，因為「真」，所以「讀者」墜入其中不覺得假。獄成三年之後，江蘇籍的國大代表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面見蔣介石總統，他義薄雲天，代替他所了解、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，蔣派張公度調查，張公度調閱案卷，結論是一切合法，沒有破綻！酷刑之下，人人甘願配合辦事人員的構想，給自己捏造 一個身分，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分，有了身分自然有行為，各人再捏造行為，並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，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，這個結構有在內在的邏輯，互補互依，自給自足。
今天談論當年的「白色恐怖」應該分成兩個層次：有人真的觸犯了當時的禁令和法律，雖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當的，當時執法者和他們的上司還可以採取「純法律觀點」原諒自己，另外一個層次，像張敏之和鄒鑑，他們並未觸法（即使是惡法！），他們是教育家，為國家教育保護下一代，他們是國民黨黨員，盡力實現黨的理想，那些國民政府的大員、國民黨的權要，居然把這樣的人殺了！雖有家屬的申訴狀，山東大老裴鳴宇的辨冤書，監察委員崔唯吾的保證書，一概置之不顧，他對自己的良心和子孫如何交代？我一直不能理解。難道他們是把這樣的案子當做藝術品來欣賞？藝術欣賞的態度是不求甚解，別有會心，批准死刑猶如在節目單上圈選一個戲碼，完全沒有「繞室徬徨擲筆三歎」的必要。
他們當時殺人毫不遲疑，真相大白時又堅決拒絕為受害人平反。說到平反，冤案發生時，山東省主席秦德純貴為國防部次長，鄒鑑的親戚張厲生是國民黨中樞要員，都不敢出面過問，保安司令部「最後審判」時，同意兩位山東籍的立法委員聽審觀察，兩立委不敢出席。人人都怕那個「自下而上」的辦案方式，軍法當局可 以運用這個方式「禍延」任何跟他作對的人。獨有一位老先生裴鳴宇，他是山東籍國大代表，曾經是山東省參議會的議長，他老人家始終奔走陳情，提出二十六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，指出判決書十四項錯誤，雖然案子還是這樣判定了，還是執行了，還是多虧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獻，使天下後世知道冤案之所以為冤，也給最 後遲來的平反創造了必要的條件。裴老是山東的好父老，孫中山先生的好信徒。
本案「平反」，已是四十七年以後，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、葛雨琴接過正義火炬，更難得民進黨立委謝聰敏慷慨參與，謝委員以致力為二二八受害人爭公道受人景仰，胸襟廣闊，推己及人。在這幾位立委以前，也曾有俠肝義膽多次努力，得到的答覆是「為國家留些顏面」！這句話表示他們承認當年暗無天日，仍然沒有勇氣面對光明，只為國家留顏面，不為國家留心肝。所謂國家顏面成了無情的面具，如果用這塊面具做擋箭牌，一任其傷痕累累，正好應了什麼人說的一句話：愛國 是政治無賴漢最後的堡壘。
選文試讀：（二）與特務共舞
一九七０年十一月，台北司法調查局逮捕中廣副總經理李荊蓀，十一天後，沈之岳局長約我見面。他很客氣，我第一次正式見到第一層級的特務首長，二十年來，我一直處於細胞和外圍份子的困擾之中，這一下子算是熬出了頭！
這好像是一個很壞的開始，看起來我像是李荊蓀案的關係人。他們注意我很久很久了，為甚麼讓我在這樣的時刻有這樣一步發展呢，我忍不住要來個假設，我有「假設癖」，這些假設都無法求証，「無解」就是大幸。
消息靈通的人士說，李副總「進去」以後，調查人員提出一些人的名字，要他一一作出分析，某人的性格怎樣，思想怎樣，交遊和言行怎樣。荊公認為國民黨只用奴才，不用人才，以致許多人「壓在陰山背後」。誰是人才呢，我在中廣受荊公賞識，調查人員大概沒有漏掉我的名字，荊公偏愛，大概把我稱讚了一番，當時沈局長創造調查局的現代史，吸納人才，大破大立，他也許想測驗我的「底氣」。
他問我對調查局現在的工作有甚麼意見，調查局以後應該怎樣做，這是何等事，豈容游離於組織之外的一個文人妄議？我不敢回答。大約一個月之後，他的新聞聯絡室主任請我吃飯，一位年輕英俊的聯絡官陪同，館子裡面有一個小小的房間，隔斷雜音。聯絡官又把那兩個問題提出來，我依然惶恐遜讓。
我以為事情可以搪塞過去了。
又過了一些時候，廣播圈裡的一位朋友到我家串門子，帶來一瓶洋酒，我只好請他吃飯，時間地點都約好了。當天上午，他打電話來說，有兩位朋友也想參加，希望我同意，我只有歡迎。進了舘子，才知道一共五個客人，都是同行中出類拔萃的份子，他們搶先付了帳，提出建議，以後每一個月或兩個月聚會一次，輪流作東，這一次算他們發起，下一次輪到我，我只有答應。
他們在一家觀光飯店裡找到一個甚麼廳，面積寬大，中午生意冷清，只有我們一桌，客人上菜以後，連服務生也不見了。他們非常客氣，點菜一定要我點頭，我說話的時候，大家一致靜聽。下一次約會定在甚麼時候？如果我說沒有時間參加，他們延期，即使一延再延，也耐心等候。這個聚會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出國為止，他們都是中生代精英，有才能有背景，前程遠大，那一個都比我强，怎麼會這樣遷就？這叫做「不尋常的事」。
果然不尋常，有一天談到我新買的房子，我說那一排公寓前院後院都沒有圍牆，住戶想把前後的空地圍起來，工程師說，依照建築法規這樣行不通，但是你們可以「違章」，管區警員負責舉報違章，你們得先使他「沒看見」。於是里長挨家收集紅包，去找警員商量，大家惟恐碰釘子，里長回來報告「他收下了」，人人笑逐顏開，一排圍牆立刻興工完成。我說五十年代大家都窮，提起貪污咬牙切齒，現在七十年代老百姓有錢，行賄是一種樂趣，官員收賄是順應民意。我說現在有人主張台灣要有反對党，其實反對黨早就有了，「特種酒家」發揮反對黨的功能，你在那裡滿足官員的酒色之慾，可以改變許多事情。……那曉得幾個星期以後，里長挨家拜訪，他說管區警員神色慌張，上面來調查圍牆的事了，住戶要统一口徑才好。…….
蔣經國有一篇文章，題目是＜風雨中的寧靜＞，他描述山間一條瀑布奔騰而下，瀑布後面有一個小小的洞窟，一對知更鳥在裡面做窩，幾隻小鳥也孵出來了，瀑布看似兇臉，其實好像布簾一樣保障了他們的安全，蔣經國如此比喻國際變局下的台灣。我說這個知更鳥的意象太小太柔了，那有中興氣象，我說想當年北伐完成，國民党中央頒布青年十二守則，黨國元老戴傳賢執筆寫成「前言」，那是何等氣勢！說到這裡，我順口「秀」了一下我受的党國教育，我立即把守則前言背誦出來：
總理立承先啓後救國救民之大志，創造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宏規，領導國民革命，興中華，建民國。於今全國同胞皆能一德一心共承遺教者，斯乃我總理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化，亦即中國列祖列宗天下為公大道大德之所感。今革命基礎大立，革命主義大行，………
你看這段話裡有多少「大」，真是大氣磅礡，大義凜然，大智大勇，大破大立，你看那時候的國民黨多有志氣，多有信心，當年的大鵬現在怎麼變成了知更鳥！沒過多久，蔣經國提出施政的大原則，他要「開大門，走大路，當大任，成大事」。
我一看，這是怎麼了，莫非他們改變了做法，停止「引蛇出洞」，開始吹簫引鳳，言者無罪，集大下之智為己智，可能嗎？我已騎虎難下，每次聚會，五架「竊聽器」當面打開，我必須表示坦誠。我想了又想，多年來一隻筆在手，總希望那一篇那一段那一句能影響當道，幫他們多積一粒沙那麼小的德，提醒他們，少造一粒沙那麼大的業，因果微妙，難測寸心，怎知得失！現在有這麼一個明顯有效的管道，我很難抗拒它的誘惑。
我決心繼續探險。我說高雄附近有個地方叫「覆金鼎」，金鼎象徵江山政權，上面怎可加上一個「覆」字？不久，蔣經國南巡，他和當地父老閑話風土，輕描淡寫提了一句，覆金鼎可以改成「金鼎」。
我說紅包象徵吉祥，送紅包收紅包都習以為常，如果政府向習俗挑戰，最好在官文書中給紅包改個名字，讓它象徵罪惡或恥辱。於是蔣經國跟記者們閑談的時候說，紅包要改稱「臭包」。
談到買房子，我說銀行的房屋貸款限八年分期還清，這種規定向人民大眾傳遞甚麼樣的訊息？政府對將來有沒有信心，難道台灣只有八年安定繁榮？如果八年以後中共佔領台灣，你留著那些錢幹甚麼？給中共接收？我說房屋貸款的期限應該放寬為二十年三十年，向歐美看齊，政府更要在國計民生方面強調長程計畫，外商投資來蓋大樓，合作計畫說五十年以後怎樣，七十年以後怎樣，媒體報導要從這些地方著眼，大樓開工、施工、竣工、啟用，大眾要從電視新聞看見這些畫面。我出國前，這兩件事都實現了，我出國後，新聞局推出一句口號：「明天會更好」。
我一面跟這些朋友例行餐敘，同時我跟調查局的關係也繼續發展，沈局長對我說，外界一向覺得調查局很神祕，中共利用這種神祕的感覺把調查局妖魔化，其實調查局是堂堂正正的司法機關，除了工作機密，沒有不可告人之處，他已經把設在新店的調查局本部變成青年學生旅行参觀的一站，他也想使用傳播媒體為調查局做些宣傳，這是新聞聯絡室的業務，希望我從旁襄助。
後來那位年輕英俊的聯絡官送些文件給我看，大概是調查局的簡介和過去發佈的新聞稿之類，我說這樣寫已經很好，局長還想怎樣改變呢？聯絡官說局長希望這些文件能提高文學水準，我說局本部發佈的文稿不能太「文學」，文學修辭容易造成誤解，我說文學應該是作家作出來的第二手傳播，「二手傳播」一詞於焉產生。
後來聯絡官說，局長想拍一部紀錄片，對外報導調查員訓練成長的過程，由訓練的內容延申，顯示調查局的任務和工作方法，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學生，看了這部紀錄片以後，可以知道調查局完全現代化了，他們要報效國家，這是一條光明大道，沈局長希望我能擔任「編劇」。他們已做了一些準備工作，看過新聞局拍製的紀錄片，其中有我參與。
紀錄片由這位年輕的聯絡官擔任導演，他文質彬彬，敏捷而含蓄，有學士學位，可說是新型調查員的代表，新聞界對他很有好感。為了編寫腳本，我和他多次見面，得到許多指教。拍片期間，沈局長三次召我談話，先是指示劇本的重點，第二次他提出一个問題，這部片子要不要有他的鏡頭？他想知道我這個外人的看法。第三次是陪他看毛片，這次經驗很特殊。
地點在某處的製片厰，凡是製片厰，大概都在比較偏僻的地方，那條街我從未到過，我坐調查局派來的車子前往，車到街口我們下車步行，兩旁都是台式樓房，每隔一段距離有一個調查員憑窗下看，手裡拿著無線電話，好像向下一站通報我們的行踪。然後我們登上一棟二樓，房子很破，裡面有燈有座，像小型劇場。接待人員指定我坐在第二排第二個座位，等了一會。燈光熄滅，一個黑影走進來，坐在第一排第一個位子上，他是沈局長，這時另一個黑影突然坐在我的身旁，也就是沈局長的後面，他是一位調查員，然後是放映影片。
片子拍得很好，一流的專業水準，時間超過一個半小時，似乎太長。節奏也稍欠靈活。後來導演向我解釋，這是因為各部門都要有些鏡頭輯入，無法照剪接的要求取捨。我知道我還有機會對着畫面修改旁白，沒有用心細看。放映完畢，燈光未亮，沈局長起身離去，坐在我身旁的調查員緊隨其後。局長下樓以後，全場恢復照明，誰也沒說一句話，我坐原車回家，一路上想：「伺候沈局長可真不容易啊」！
這部紀錄片的用處很多，在調查員訓練班，這是一頁教材，在局本部，這是款待參觀人士的一個項目，在各地調查站，這是一件文宣，片頭字幕有我的名字，我一度惹人另眼相看，處處沾光，不過我離開台灣的日子近了。
那時美國推行「雙語教育」，新移民的孩子不懂英文，學校得先用他的母語教他，這樣中國孩子就需要中文教材和師資。新澤西州「西東大學」承聯邦政府委托，成立「雙語教程發展中心」，遠東研究院院長楊覺勇博士主持，他到台北物色一名中文編輯，小說家、畫家王藍介紹了我。王藍字果之，此時已尊為「果老」。
那時流行的說法，「人生有三恨」：一恨抗戰八年沒到過重慶，二恨勝利復員沒到過北京，三恨反共抗俄沒到過美國，我已三恨有其二，很想有一點彌補，我動了心。
人生果然如戲劇，許多線索平行發展而又相互纏繞。沈局長約集新聞工作者茶話，我也去了，他邀人不少，大半是採訪主任這一層次的從業員，會場也沒有甚麼形式。沈局長閑話家常，談笑風生，顯示他的風趣和平易，他用「漫談」的方式而自有重點，他強調（現在）調查局問案絕對沒有「刑求」（用刑逼供），科學辦案，一切講証據，根本用不著刑求。他也一再說，有人認為調查局是個「黑店」，進來以後再也休想走出去，這些人大錯特錯，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可以自由辭職，有些新進調查員還得到輔導轉業。
各報都根據沈局長的談話發佈了消息。我並不是採訪新聞的記者，他也要我親耳聽見，必有用意。又過了幾個月，新聞連絡室主任打電話來，調查局這一屆新進調查員的訓練快結業了，他問我有沒有時間參加他們的結業旅行。
他已經問我過三次了。我久聞沈局長仿照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風格改造調查局，新進調查員一律是大學畢業的青年，儀表足以與外交官和空軍飛行官相比，必須品行端正，教養良好，志趣高尚，訓練中發現瑕疵隨時淘汰，訓練的課程聘請第一流學者擔任，這個樣子的調查局是蔣經國時代的新風景，新希望，有緣一見也是眼福，他第一次問我的時候，我沒有考慮，隨口答應。
他第二次再問的時候我遲疑了一下，這一趟結業旅行為甚麼邀我參加？這些新銳將來難免擔任祕密任務，我何必去看見他們？結業旅行由沈局長率領，第一級主管全部參加，我一路上要受多少拘束？這些念頭一一閃過，只因為已經答應了邀請，難以反悔，還是說了一聲「好」。
第三次再問，我的想法就複雜了，這樣一件事，為甚麼要問我三次？他們豈是健忘之人？我想起修女出家，教會給她一段時間慎重考慮，前後三次問她是否改變主意，三諾之後，百年定矣，再想退出，就是叛教。我正在做出國的大夢，那時出境條件嚴苛，手續繁複，一根線都能把你當螞蚱拴住，我好容易從中廣退休，好容易把幼獅文化公司的職位還給瘂弦，老牛過窗櫺，全仗一身乾淨，倘若再結塵緣，又是飛絮沾泥，我立刻婉轉辭謝了。
申請出國的人要經過安全調查，我得找個機會說出我對特務機構的看法，爭取他們的了解，這時，我們那個特殊的餐會對我非常重要。我一再拿特務當做話題，在我們那個餐桌上，這個話題太敏感了，同席的人顯然沒料到我敢碰，我已决心孤注一擲，神色泰然，籠中鳥要唱歌，聽歌的人也許在籠子上加一把鎖，也許打開籠門讓我飛，我的話似褒似眨，由他們領受，得馬失馬，靠我的運氣。
我陸陸續續說了許多話，總而言之，特務好比外科醫生，手中有刀，手術台上沒有細菌，沒人喜歡外科醫生，但是每一家醫院都必須設置外科。有一個年輕人問他的父親，你當初為甚麼要做外科醫生，手有鮮血，面無表情，眼科有多好，端莊斯文，輕巧細膩，心臟科有多好，結識一大群董事長總經理，增加對社會的影響力，我不知那位父親是怎樣回答的，我想最好的答案是、人類需要外科醫生，而且需要最好的外科醫生。
我不客氣的說，當年特務素質很低，社會的觀感是、一個人甚麼都不能做才去做特務，這些人好比文革時期的赤脚醫生，醫療失誤罄竹難書，但是也勉强維持了公眾的健康。
我不客氣的說，他們多少人受過日本特務的苦刑拷打，幾番死去活來，多少人被中共特務追捕，三九寒天，山林荒野中晝伏夜出，留下終身痼疾，多少人中共槍殺了他的父親，把他的妻子兒女發配到邊疆開荒，這是甚麼樣的遭遇，這樣的遭遇如何影響了他的人格和性情！五十年代，台灣靠這一批人支撐危局，他們如果發瘋了，那可怎麼辦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總算列祖列宗英靈未泯，總算中華文化種子未死，總算堅百忍以圖成的「領袖」身教言教，他們辦案時有些行為令人髮指，可是總體來看，他們還算有節制，目的和手段之間還能分出本末體用，他們的罪惡本來可以更多。
三十年後浪前浪，我說今天在台灣做特務，他必須是第一流人才，他們幹那一行都會出色，但是他們選擇了第一志願。我順口舉例把自己分析了一下，像我這樣一塊料，做人作文都比人家慢一拍，鬥智毫無勝算，我的生理構造有「麻煩症候群」，體能很差，鬥力是輸家，別說是去當特務了，如果特務拿我做對象，也害他們浪費光陰，我實在不能為惡，不足為害，何況我已超過五十歲，常常覺得不耐煩，這表示我已停止成長，失去可塑性，今生一切都要到此為止了。
這樣談下去，無可避免有一天談到黨外的街頭運動。我忍不住說，遊行示威是群眾表達意見的一種方式，他們那裡是造反？那裡就動搖了國本？土地是老百姓的，他們要站在上面叫一叫、跳一跳，何必一定把他們趕回家中關上門窗？當然，有些地方群眾可以去，有些地方群眾不能去，遊行示威之前，照例有個組織發動的階段，警備總部照例老早掌握了情況，這時可以透過中間人談條件，遊行示威由你，規矩範圍由我，彼此約法三章，先小人後君子，那些民間領袖都有事業前途，參加示威的人都在安居樂業，他們並非亡命的暴民，幾個人能赴湯蹈火？
我忍不住說，從一九四六年起，我就看見「咱們國民黨」犯一個錯誤，拿群眾當敵人，雙方斷絕一切管道，靜等著拉弓放箭。軍隊只受過作戰訓練，沒受過鎮暴訓練，以作戰的方式鎮暴，反應過當，破壞太大。現在政府要立刻派人到美國考察學習，把他們鎮暴的觀念方法和裝備搬來，重新訓練治安部隊，趕上時代。（後來新聞報導說，政府派人到美國考察去了。）
這樣談下去，有一天我忍不住講了一個故事，我說有一個人患了重病，送進醫院，經過長期療養，精神漸漸恢復，他對醫生對護士的不滿也天天增加，終於有一天，他躺在病床上，看見醫生進門，抓起藥瓶向醫生投去，醫生急忙躲閃，藥瓶在門上撞碎了。護士大驚而醫生大喜，他說這一擲力道不小，可見病人的體力恢復，也可見我的治療完全奏效。
國民黨人總是說，兩位蔣總統治理台灣，盡心盡力，他們在大陸上從沒對任何一省的人這樣好，即使是浙江省，因此党人認為台灣人應該聽話，這種想法太陳舊了。人性複雜幽深，因果關係豈是如此簡單，何況現在已非「崇功報德」的時代，公認人民大眾有權利喜新厭舊，反復無常，政治家為而不有，隨時可以被遺忘，被曲解，被替代，他要從政就得「犧牲享受，享受犧牲」，悲天憫人，為蒼生作奉獻，老天爺給他的報償，只是漢明威筆下那一付魚骨頭，也就是一頁青史。
如果用專政暴力捍衛政權呢，咳，我說那倒是一個辦法，可惜我們都老了，沒有力氣提起步槍衝上去，咳，我們的兒女也都不聽話，政治信念不能遺傳。我說「服食求長生，多為藥所誤」，南韓李起鵬辣手鐵腕，咱們望塵莫及，最後王朝傾覆，李起鵬命令一家五口在客廳集合，他親自開槍殺死妻子兒女，然後自殺，咳，我狠狠的說了一句：「咱們也沒那個種」！
回想起來，我當時也失去了控制，但是他們愛聽，顯然還有更多的期待，長日漫漫，獨立、聯俄、兩岸談判、一一見肺見肝。我每次赴約都像教授上課或者像被告出庭，你得準備一些「說法」填塞時間，我不能缺席，不能沈默，因為我心中有貪有痴，我的出國手續已辦到最後一步，等待出境許可，如果拿不到出境証，前功盡棄，拿到了出境証，那才是畫龍點睛，我如果託任何人關說疏通，那就是「著相」，我從未把這個話題提上餐桌，他們也沒任何人問我，他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心上壓著這麼一塊石頭，看我怎樣搬開。我相信每次餐會以後，他們寫回去的報告一定影響最後的判决，我只能順著他們的需求誠實「招供」，討好他們的上司，為我出境塗抹滑潤劑。
他們幾次把話題引到蔣經國傳位的問題，看樣子我若想走開，對這個話題就沒法避開。我那時還能喝幾杯陳年紹興，黃湯下肚，舌片微麻，好，那就擔當最大的風險，吐出「酒後真言」。那時盛傳「蔣經國培植蔣孝武繼位接班」，我斷言蔣家第三代不宜再執政了，因為人民會厭倦，從頭算起，祖父在位三十二年，父親將要在位十二年，父子相承可能四十五年，孫輩是難以為繼了！
蔣介石總統連任五次，人民大眾已經流露了幽默感，民間笑談，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蔣中正，第二任總統于右任（我又來擔任），第三任總统吳三連（吾第三次連任），第四任總統趙麗蓮（照例連任），第五任總統任百年（做總統一直做到死）。我說民間稱中山先生為國父，稱蔣公為「國兄」，稱蔣經國為「國姪」，稱蔣孝武為「國孫」，諷嘲之情溢於言表，第三代接班？大眾完全沒有心理準備。
我把蔣經國的才幹度量謀略統馭大大稱頌一番，我說當初那些跟他爭位的人，吳國楨，陳誠，孫立人，周至柔，誰也都要差他一截。我甚至說，他有些地方比他的老太爺更傑出，他一樣可以完成北伐抗戰那樣的大業，只是沒有那樣的機會罷了。那時數當代人物，沒人敢說蔣介石位居第二，但是如果說他的兒子比他更好，我想是安全的，人人知道蔣經國很想走出他父親的盛名籠罩，自創新局，他提出「大有為」的口號，台灣的篆刻家每人刻了一方印章獻給他，印文全是「大有為」，聯合開了一次展覽。（這些印章現在不知落到那裡去了）
我說詩人書法家于還素寫過一副對聯：「一身是胆終非虎，萬里無雲欲化龍。」大家認為寫出蔣經國的局限，上一句說他主觀條件不足，下一句說他客觀環境不利，但是我說，經國先生現在還有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，足以使他繞過蔣介石這座大山，站進歷史舞臺的强區，他可以解嚴，恢復平時狀態，建立民主制度。
民主似乎是一個可怕的名詞，國民党將因此失去政權。執政党要盡力延長執政的時間，那是理所當然，但是我說，你可以先用民主制度維持政權，一旦行到水窮處，你就在民主制度中坐看雲起時，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權。我說專制並不能使你永遠握有政權，想想中國歷代王朝「失國」，都與民主無關，結局如何悲慘！得國不易，失國更難，我特別一個字一個字的說：民主制度最大的用處，就是解決如何「失國」。
我發表了我受黨化教育的獨門心得，我說依照中山先生的設計，國民黨最後要還政於民，這是三民主義的中國特色，如果抽去這個核心價值，國民黨的軍政訓政就和蘇共中共很難區分。有人說國民黨的還政於民是假的，在警備司令看來它可以是假的，在中山先生它應該是真的，蔣公一直在這條路上走，他死在半路上，誰能斷言他是假？我說歷史發展到這一步，全看經國先生怎麼做，如果他建立民主體制，讓人民投票選擇政府，大家都是真的，中山先生的理想終於實現，蔣公的人格渾然完整，經國先生的歷史地位也巍然確立。
一九五○年，中共宣佈全面「解放」中國大陸，我在台北聽到一則口傳的掌故。當年國民党聯俄容共，進行北伐，消滅了軍閥割據，國民党內部有一群人主張吸收馬列主義，遵從蘇聯領導，推行共產制度，倘若那樣，國民黨就是中國共產党，「馬列史毛」會寫成「馬列史蔣」，那樣就不會有國共內戰，國民党一直穩坐江山，也不致於偏安台灣了。怪只怪黨國元老戴傳賢，他痛哭流涕向蔣公進諫，請蔣公一定要到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」這邊排隊，這才受到時代潮流的淘汰。這種思想也隨著國民黨人來到台灣，有人主張亡羊補牢，知過必改，毛澤東怎樣統治大陸，咱們也照樣统治台灣。……我說你想想這是多麼可怕的聲音，如果真的這樣辦了，今後國民党留給「台灣人」的是多麼殘酷的一架機器，在那架機器操作之下，咱們一小撮「外省人」怎麼活，你如果留下的是民主制度，這四百萬人是一個很大的「壓力團體」，它有運作的空間，咱們子子孫孫都可以在台灣立足。……..
我說了一個小時，沒人反問，沒人打岔，沒人咳嗽，沒人動筷子，大廳內靜如廣播電臺的發音室，坐在我對面的那位朋友，右手插進西裝裡撫摩左胸，好像心血管有點小毛病，我想他是操作衣袋裡的袖珍錄音機。我說完了，他們也沒有任何評論，沒有一句回應，任我如此這般放肆一番，好像與他們毫不相干。我究竟闖了大禍還是立了大功，一時茫然。
時間近了，我也辭窮了，我對他們說，我本是內戰的殘魂剩魄，來到國民党的殘山剩水，吃資本家的殘茶剩飯，三十年來看遍多少人為黨國犧牲，也看遍多少人使黨國為他犧牲，黨國左手來右手去，以不足奉有餘，我們是各有因緣莫羨人，縱然下台一條蟲，我也是益蟲，不做害蟲，我們依然支持國民党，只有在國民党治下我才有做一條益蟲的可能。（我這算是澈底交心了，你們饒了我吧！）
也許有關係，也許沒關係，我領到出境証。
我在出入境管理處門口遇見一個熟人，他問我來做甚麼，我舉起手中那張紙：「我來領貞節牌坊」。一時又是喜悅，又是辛酸，好像很充實，又像很空虛，台灣混了三十年，患得患失為了這張紙，也太沒出息了。
回到家，我拿起電話，幾乎想告訴果老，把西東大學的聘函退了，可是我還是打給旅行社買了機票。
時維一九七八年九月，起飛那天清早，定期聚餐的那五個朋友中間的一位請我吃早點，松山飛機場旁邊開了一家觀光級的豆漿店，精致雅潔。我們在那裡坐定，他舉起茶杯對我說：「我代表本單位給你送行，你可以出國。」好像出境証還不算數似的。他們從來無人表露另一種身份，突如其來我吃了一驚，立刻想起三國演義「聞雷失筯」，我說「怎麼冒出來一個本單位，你嚇了我一跳！」
我想起來治安當局花樣多，我認識聾盲學校的一位教師，她曾把我的＜開放的人生＞譯成點字當做教材，她出國的故事那才叫精采，人已經坐在飛機裡，又被廣播器叫下來，沒收了出境証和護照，治安人員欲擒故縱，只是要觀察她拿到出境証以後的一言一行。
飛機平穩滑行，忽然窗框歪斜，圓山大飯店縮小成模型，機身轉彎，我看見隱隱山峰水氣淋漓，有如米芾的畫。我覺得肚臍好痛，像是拉斷了臍帶，然後就是雲天萬里。「你可以出國」，那位朋友沒騙我，感謝同桌共餐的五位朋友，我想他們幫了忙，我更欽佩沈之岳局長，他老成謀國，大開大闔。
我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灣寶島，七月，澎湖即發生「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匪諜」冤案，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，也是對所有的外省人一個下馬威。當 年中共席捲大陸，人心浮動，蔣介石自稱「我無死所」，國民政府能在台灣立定腳跟，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， 一件「二二八」事件懾伏了本省人，另一件煙台聯合中學冤案懾伏了外省人，就這個意義來說，兩案可以相提並論。
煙台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，歷經五○年代、六○年代進入七○年代，山東人一律「失語」，和本省人之於「二二八」相同。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「八 千子弟」中的一個分子，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。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，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，只是念及「身家性命」無法落 筆，「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。」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。
編劇家趙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學生，他去世後，編劇家張文祥寫文章悼念，談到當年在澎湖被迫入伍，常有同學半夜失蹤，「早晨起床時只見鞋子」，那 些都是強迫入伍後不甘心認命的學生，班長半夜把他裝進麻袋丟進大海。這是我最早讀到的記述。小說家張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，他的中篇小說〈海兮〉以山東流 亡學生在澎湖的遭遇為背景，奔放沉痛，「除了人名地名」以外，直言不諱。然後我讀到周紹賢〈澎湖冤案始末〉、傅維寧〈一樁待雪的冤案〉、李春序 〈傅文沉冤待雪讀後〉，直到〈煙台聯中師生罹難紀要〉、張敏之夫人回憶錄〈十字架上的校長〉，連人名地名都齊備了。
可憐往事從頭說：內戰後期，國軍節節敗退，山東流亡學生一萬多人奔到廣州，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出面交涉，把這些青年交給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。 當時約定，讓十六歲以下的孩子繼續讀書，十七歲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，天下有事投入戰場，天下無事升班升學。當時，國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灣澎湖當家作主的陳誠都批准這樣安排。
一九四九年六月，學生分兩批運往澎湖， 登輪者近八千人， 後來號稱八千子弟。七月十三日，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，把年滿十六歲的學生，連同年齡未滿十六歲但身高合乎「標準」的學生，一律編入步兵團。學生舉手呼 喊「要讀書不要當兵」，士兵上前舉起刺刀刺傷了兩個學生，司令台前一片鮮血，另有士兵開槍射擊，幾個學生當場中彈。三十年後，我讀到當年一位流亡學生的追述，他說槍聲響起時，廣場中幾千學生對著國旗跪下來。這位作者使用「汴橋」做筆名，使我想起「汴水流，泗水流……恨到歸時方始休」，可憐的孩子，他們捨死忘生追趕這面國旗，國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。
編兵一幕，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監督進行。流亡學校的總校長張敏之當面抗爭，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動學生造反。李振清雖然是個大老粗，到底行軍打仗升到將軍，總學會了幾手兵不厭詐，他居然對學生說：「你們都是我花錢買來當兵的！一個兵三塊銀元！」他這句話本來想分化學生和校長的關係，殊不知把 張敏之校長逼上十字架，當時學生六神無主，容易輕信謠言，這就是群眾的弱點，英雄的悲哀，自來操縱群眾玩弄群眾的人才可以得到現實利益！為他們真誠服務卻要憂讒畏譏。張敏之是個烈士，「烈士殉名」，他為了證明人格清白，粉身碎骨都不顧，只有與李振清公開決裂，決裂到底。
張敏之身陷澎湖，托人帶信給台北的秦德純，揭發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。咳，張校長雖然與中共鬥爭多年，竟不知道如何隱藏夾帶一封密函，帶信使者在澎湖碼頭上船的時候，衛兵從他口袋裡搜出信來，沒收了。張敏之又派煙台聯合中學的另一位校長鄒鑑到台北求救，鄒校長雖然也有與中共鬥爭的經驗，沿途竟沒有和「假想敵」捉迷藏，車到台中就被捕了。
最後，張敏之以他驚人的毅力，促使山東省政府派大員視察流亡學生安置的情形，教育廳長徐軼千是個好樣的，他會同教育部人士來到澎湖。李振清矢口否認強迫未成年的學生入伍，徐廳長請李振清集合編入軍伍的學生見面，李無法拒絕，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帶到海邊拾貝殼。徐軼千告訴參加大集合的學生， 「凡是年齡未滿十六歲的學生站出來，回到學校去讀書！」隊伍中雖然還有幼年兵，誰也不敢出頭亂動。張敏之動了感情，他問學生：你們不是哭著喊著要讀書嗎？ 現在為什麼不站出來？徐廳長在這裡，教育部的長官也在這裡，你們怕什麼？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，你們錯過了這個機會，再也沒有下一次了！行列中有十幾個孩子 受到鼓勵，這才冒險出列。李振清的謊言拆穿了。後來辦案人員對張敏之羅織罪名，把這件事說成煽動學生意圖製造暴亂，張校長有一把摺扇，他在扇上親筆題字， 寫的是「窮則獨搧其身，達則兼搧天下」，這兩句題詞也成了「煽動」的證據。
徐軼千對張敏之說：「救出來一個算一個，事已至此，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！」澎湖防衛司令部認為此事難以善了，於是著手「做案」，這個「做」字是肅諜專家的內部術語，他們常說某一個案子「做」得漂亮，某一個案子沒有「做」好。做案如做文章，先要立意，那就是煙臺聯中有一個龐大的匪諜組織，鼓動山東流亡學生破壞建軍。立意之後蒐集材料，蒐集材料由下層著手，下層人員容易屈服。那時候辦「匪諜」大案都是自下而上，一層一層株連。
做案如作文，有了材料便要布局。
辦案人員逮捕了一百多個學生（有數字說涉案師生共一百零五人）疲勞審問，從中選出可用的訊息，使這些訊息發酵、變質、走味，成為罪行。辦案人員鎖定 其中五個學生，按照各人的才能、儀表、性格，強迫他們分擔罪名，那作文成績優良的，負責為中共作文字宣傳；那強壯率直的，參與中共指揮的暴動；那文弱的， 覺悟悔改自動招供。於是這五個學生都成了煙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分團長。
每一個分團當然都有團員，五個分團長自己思量誰可以做他的團員，如果實在想不出來，辦案人員手中有「情報資料」，可以提供名單，證據呢，那時辦「匪 諜」，只要有人在辦案人員寫好的供詞上蓋下指紋，就是鐵證如山。這麼大的一個組織，單憑五個中學生當然玩不轉，他們必然有領導，於是張敏之成了中共膠東區執行委員，鄒鑑成了中共煙台區市黨部委員兼煙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。
辦案人員何以能夠心想事成呢？唯一的法術是酷刑，所以審判「匪諜」一定要用軍事法庭祕密進行。澎湖軍方辦案人員花了四十天功夫，使用九種酷刑，像神創造天地一樣，他說要有什麼就有了什麼。最後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，判定兩位校長（張敏之、鄒鑑）五名學生（劉永祥、張世能、譚茂基、明同樂、王光耀） 共同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，各處死刑及褫奪公權終身。這一年， 張敏之四十三歲，鄒鑑三十八歲。同案還有六十多名學生，押回澎湖以「新生隊」名義管訓，這些學生每人拿著一張油印的誓詞照本宣讀，聲明脫離他從未加入過的 中共組織，宣誓儀式拍成新聞片，全省各大戲院放映，一生在矮簷下低頭。當時保安司令是陳誠，副司令是彭孟緝。
那時候，軍營是一個特殊的社會，五千多名入伍的學生從此與世隔絕。還有兩千四百多名學生（女生和十六歲以下的孩子），李振清總算為他們成立了一所子弟學校，繼續施教，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。下一步，教育部在台中員林成立實驗中學，使這些學生離開澎湖。
我是後知後覺，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湊出整個案情。我也曾是流亡學生，高堂老母壽終時不知我流落何處，我常常思念澎湖這一群流亡學生的生死禍福，如 同親身感受。有一天我忽然觸類旁通，「煙台聯中匪諜案」不是司法產品，它是藝術產品，所有的材料都是「真」的，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「假」的，因為 「假」，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，因為「真」，所以「讀者」墜入其中不覺得假。獄成三年之後，江蘇籍的國大代表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面見蔣介石總統，他義薄雲天，代替他所了解、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，蔣派張公度調查，張公度調閱案卷，結論是一切合法，沒有破綻！酷刑之下，人人甘願配合辦事人員的構想，給自己捏造 一個身分，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分，有了身分自然有行為，各人再捏造行為，並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，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，這個結構有在內在的邏輯，互補互依，自給自足。
今天談論當年的「白色恐怖」應該分成兩個層次：有人真的觸犯了當時的禁令和法律，雖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當的，當時執法者和他們的上司還可以採取「純法律觀點」原諒自己，另外一個層次，像張敏之和鄒鑑，他們並未觸法（即使是惡法！），他們是教育家，為國家教育保護下一代，他們是國民黨黨員，盡力實現黨的理想，那些國民政府的大員、國民黨的權要，居然把這樣的人殺了！雖有家屬的申訴狀，山東大老裴鳴宇的辨冤書，監察委員崔唯吾的保證書，一概置之不顧，他對自己的良心和子孫如何交代？我一直不能理解。難道他們是把這樣的案子當做藝術品來欣賞？藝術欣賞的態度是不求甚解，別有會心，批准死刑猶如在節目單上圈選一個戲碼，完全沒有「繞室徬徨擲筆三歎」的必要。
他們當時殺人毫不遲疑，真相大白時又堅決拒絕為受害人平反。說到平反，冤案發生時，山東省主席秦德純貴為國防部次長，鄒鑑的親戚張厲生是國民黨中樞要員，都不敢出面過問，保安司令部「最後審判」時，同意兩位山東籍的立法委員聽審觀察，兩立委不敢出席。人人都怕那個「自下而上」的辦案方式，軍法當局可 以運用這個方式「禍延」任何跟他作對的人。獨有一位老先生裴鳴宇，他是山東籍國大代表，曾經是山東省參議會的議長，他老人家始終奔走陳情，提出二十六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，指出判決書十四項錯誤，雖然案子還是這樣判定了，還是執行了，還是多虧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獻，使天下後世知道冤案之所以為冤，也給最 後遲來的平反創造了必要的條件。裴老是山東的好父老，孫中山先生的好信徒。
本案「平反」，已是四十七年以後，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、葛雨琴接過正義火炬，更難得民進黨立委謝聰敏慷慨參與，謝委員以致力為二二八受害人爭公道受人景仰，胸襟廣闊，推己及人。在這幾位立委以前，也曾有俠肝義膽多次努力，得到的答覆是「為國家留些顏面」！這句話表示他們承認當年暗無天日，仍然沒有勇氣面對光明，只為國家留顏面，不為國家留心肝。所謂國家顏面成了無情的面具，如果用這塊面具做擋箭牌，一任其傷痕累累，正好應了什麼人說的一句話：愛國 是政治無賴漢最後的堡壘。
選文試讀：（二）與特務共舞
一九七０年十一月，台北司法調查局逮捕中廣副總經理李荊蓀，十一天後，沈之岳局長約我見面。他很客氣，我第一次正式見到第一層級的特務首長，二十年來，我一直處於細胞和外圍份子的困擾之中，這一下子算是熬出了頭！
這好像是一個很壞的開始，看起來我像是李荊蓀案的關係人。他們注意我很久很久了，為甚麼讓我在這樣的時刻有這樣一步發展呢，我忍不住要來個假設，我有「假設癖」，這些假設都無法求証，「無解」就是大幸。
消息靈通的人士說，李副總「進去」以後，調查人員提出一些人的名字，要他一一作出分析，某人的性格怎樣，思想怎樣，交遊和言行怎樣。荊公認為國民黨只用奴才，不用人才，以致許多人「壓在陰山背後」。誰是人才呢，我在中廣受荊公賞識，調查人員大概沒有漏掉我的名字，荊公偏愛，大概把我稱讚了一番，當時沈局長創造調查局的現代史，吸納人才，大破大立，他也許想測驗我的「底氣」。
他問我對調查局現在的工作有甚麼意見，調查局以後應該怎樣做，這是何等事，豈容游離於組織之外的一個文人妄議？我不敢回答。大約一個月之後，他的新聞聯絡室主任請我吃飯，一位年輕英俊的聯絡官陪同，館子裡面有一個小小的房間，隔斷雜音。聯絡官又把那兩個問題提出來，我依然惶恐遜讓。
我以為事情可以搪塞過去了。
又過了一些時候，廣播圈裡的一位朋友到我家串門子，帶來一瓶洋酒，我只好請他吃飯，時間地點都約好了。當天上午，他打電話來說，有兩位朋友也想參加，希望我同意，我只有歡迎。進了舘子，才知道一共五個客人，都是同行中出類拔萃的份子，他們搶先付了帳，提出建議，以後每一個月或兩個月聚會一次，輪流作東，這一次算他們發起，下一次輪到我，我只有答應。
他們在一家觀光飯店裡找到一個甚麼廳，面積寬大，中午生意冷清，只有我們一桌，客人上菜以後，連服務生也不見了。他們非常客氣，點菜一定要我點頭，我說話的時候，大家一致靜聽。下一次約會定在甚麼時候？如果我說沒有時間參加，他們延期，即使一延再延，也耐心等候。這個聚會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出國為止，他們都是中生代精英，有才能有背景，前程遠大，那一個都比我强，怎麼會這樣遷就？這叫做「不尋常的事」。
果然不尋常，有一天談到我新買的房子，我說那一排公寓前院後院都沒有圍牆，住戶想把前後的空地圍起來，工程師說，依照建築法規這樣行不通，但是你們可以「違章」，管區警員負責舉報違章，你們得先使他「沒看見」。於是里長挨家收集紅包，去找警員商量，大家惟恐碰釘子，里長回來報告「他收下了」，人人笑逐顏開，一排圍牆立刻興工完成。我說五十年代大家都窮，提起貪污咬牙切齒，現在七十年代老百姓有錢，行賄是一種樂趣，官員收賄是順應民意。我說現在有人主張台灣要有反對党，其實反對黨早就有了，「特種酒家」發揮反對黨的功能，你在那裡滿足官員的酒色之慾，可以改變許多事情。……那曉得幾個星期以後，里長挨家拜訪，他說管區警員神色慌張，上面來調查圍牆的事了，住戶要统一口徑才好。…….
蔣經國有一篇文章，題目是＜風雨中的寧靜＞，他描述山間一條瀑布奔騰而下，瀑布後面有一個小小的洞窟，一對知更鳥在裡面做窩，幾隻小鳥也孵出來了，瀑布看似兇臉，其實好像布簾一樣保障了他們的安全，蔣經國如此比喻國際變局下的台灣。我說這個知更鳥的意象太小太柔了，那有中興氣象，我說想當年北伐完成，國民党中央頒布青年十二守則，黨國元老戴傳賢執筆寫成「前言」，那是何等氣勢！說到這裡，我順口「秀」了一下我受的党國教育，我立即把守則前言背誦出來：
總理立承先啓後救國救民之大志，創造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宏規，領導國民革命，興中華，建民國。於今全國同胞皆能一德一心共承遺教者，斯乃我總理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化，亦即中國列祖列宗天下為公大道大德之所感。今革命基礎大立，革命主義大行，………
你看這段話裡有多少「大」，真是大氣磅礡，大義凜然，大智大勇，大破大立，你看那時候的國民黨多有志氣，多有信心，當年的大鵬現在怎麼變成了知更鳥！沒過多久，蔣經國提出施政的大原則，他要「開大門，走大路，當大任，成大事」。
我一看，這是怎麼了，莫非他們改變了做法，停止「引蛇出洞」，開始吹簫引鳳，言者無罪，集大下之智為己智，可能嗎？我已騎虎難下，每次聚會，五架「竊聽器」當面打開，我必須表示坦誠。我想了又想，多年來一隻筆在手，總希望那一篇那一段那一句能影響當道，幫他們多積一粒沙那麼小的德，提醒他們，少造一粒沙那麼大的業，因果微妙，難測寸心，怎知得失！現在有這麼一個明顯有效的管道，我很難抗拒它的誘惑。
我決心繼續探險。我說高雄附近有個地方叫「覆金鼎」，金鼎象徵江山政權，上面怎可加上一個「覆」字？不久，蔣經國南巡，他和當地父老閑話風土，輕描淡寫提了一句，覆金鼎可以改成「金鼎」。
我說紅包象徵吉祥，送紅包收紅包都習以為常，如果政府向習俗挑戰，最好在官文書中給紅包改個名字，讓它象徵罪惡或恥辱。於是蔣經國跟記者們閑談的時候說，紅包要改稱「臭包」。
談到買房子，我說銀行的房屋貸款限八年分期還清，這種規定向人民大眾傳遞甚麼樣的訊息？政府對將來有沒有信心，難道台灣只有八年安定繁榮？如果八年以後中共佔領台灣，你留著那些錢幹甚麼？給中共接收？我說房屋貸款的期限應該放寬為二十年三十年，向歐美看齊，政府更要在國計民生方面強調長程計畫，外商投資來蓋大樓，合作計畫說五十年以後怎樣，七十年以後怎樣，媒體報導要從這些地方著眼，大樓開工、施工、竣工、啟用，大眾要從電視新聞看見這些畫面。我出國前，這兩件事都實現了，我出國後，新聞局推出一句口號：「明天會更好」。
我一面跟這些朋友例行餐敘，同時我跟調查局的關係也繼續發展，沈局長對我說，外界一向覺得調查局很神祕，中共利用這種神祕的感覺把調查局妖魔化，其實調查局是堂堂正正的司法機關，除了工作機密，沒有不可告人之處，他已經把設在新店的調查局本部變成青年學生旅行参觀的一站，他也想使用傳播媒體為調查局做些宣傳，這是新聞聯絡室的業務，希望我從旁襄助。
後來那位年輕英俊的聯絡官送些文件給我看，大概是調查局的簡介和過去發佈的新聞稿之類，我說這樣寫已經很好，局長還想怎樣改變呢？聯絡官說局長希望這些文件能提高文學水準，我說局本部發佈的文稿不能太「文學」，文學修辭容易造成誤解，我說文學應該是作家作出來的第二手傳播，「二手傳播」一詞於焉產生。
後來聯絡官說，局長想拍一部紀錄片，對外報導調查員訓練成長的過程，由訓練的內容延申，顯示調查局的任務和工作方法，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學生，看了這部紀錄片以後，可以知道調查局完全現代化了，他們要報效國家，這是一條光明大道，沈局長希望我能擔任「編劇」。他們已做了一些準備工作，看過新聞局拍製的紀錄片，其中有我參與。
紀錄片由這位年輕的聯絡官擔任導演，他文質彬彬，敏捷而含蓄，有學士學位，可說是新型調查員的代表，新聞界對他很有好感。為了編寫腳本，我和他多次見面，得到許多指教。拍片期間，沈局長三次召我談話，先是指示劇本的重點，第二次他提出一个問題，這部片子要不要有他的鏡頭？他想知道我這個外人的看法。第三次是陪他看毛片，這次經驗很特殊。
地點在某處的製片厰，凡是製片厰，大概都在比較偏僻的地方，那條街我從未到過，我坐調查局派來的車子前往，車到街口我們下車步行，兩旁都是台式樓房，每隔一段距離有一個調查員憑窗下看，手裡拿著無線電話，好像向下一站通報我們的行踪。然後我們登上一棟二樓，房子很破，裡面有燈有座，像小型劇場。接待人員指定我坐在第二排第二個座位，等了一會。燈光熄滅，一個黑影走進來，坐在第一排第一個位子上，他是沈局長，這時另一個黑影突然坐在我的身旁，也就是沈局長的後面，他是一位調查員，然後是放映影片。
片子拍得很好，一流的專業水準，時間超過一個半小時，似乎太長。節奏也稍欠靈活。後來導演向我解釋，這是因為各部門都要有些鏡頭輯入，無法照剪接的要求取捨。我知道我還有機會對着畫面修改旁白，沒有用心細看。放映完畢，燈光未亮，沈局長起身離去，坐在我身旁的調查員緊隨其後。局長下樓以後，全場恢復照明，誰也沒說一句話，我坐原車回家，一路上想：「伺候沈局長可真不容易啊」！
這部紀錄片的用處很多，在調查員訓練班，這是一頁教材，在局本部，這是款待參觀人士的一個項目，在各地調查站，這是一件文宣，片頭字幕有我的名字，我一度惹人另眼相看，處處沾光，不過我離開台灣的日子近了。
那時美國推行「雙語教育」，新移民的孩子不懂英文，學校得先用他的母語教他，這樣中國孩子就需要中文教材和師資。新澤西州「西東大學」承聯邦政府委托，成立「雙語教程發展中心」，遠東研究院院長楊覺勇博士主持，他到台北物色一名中文編輯，小說家、畫家王藍介紹了我。王藍字果之，此時已尊為「果老」。
那時流行的說法，「人生有三恨」：一恨抗戰八年沒到過重慶，二恨勝利復員沒到過北京，三恨反共抗俄沒到過美國，我已三恨有其二，很想有一點彌補，我動了心。
人生果然如戲劇，許多線索平行發展而又相互纏繞。沈局長約集新聞工作者茶話，我也去了，他邀人不少，大半是採訪主任這一層次的從業員，會場也沒有甚麼形式。沈局長閑話家常，談笑風生，顯示他的風趣和平易，他用「漫談」的方式而自有重點，他強調（現在）調查局問案絕對沒有「刑求」（用刑逼供），科學辦案，一切講証據，根本用不著刑求。他也一再說，有人認為調查局是個「黑店」，進來以後再也休想走出去，這些人大錯特錯，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可以自由辭職，有些新進調查員還得到輔導轉業。
各報都根據沈局長的談話發佈了消息。我並不是採訪新聞的記者，他也要我親耳聽見，必有用意。又過了幾個月，新聞連絡室主任打電話來，調查局這一屆新進調查員的訓練快結業了，他問我有沒有時間參加他們的結業旅行。
他已經問我過三次了。我久聞沈局長仿照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風格改造調查局，新進調查員一律是大學畢業的青年，儀表足以與外交官和空軍飛行官相比，必須品行端正，教養良好，志趣高尚，訓練中發現瑕疵隨時淘汰，訓練的課程聘請第一流學者擔任，這個樣子的調查局是蔣經國時代的新風景，新希望，有緣一見也是眼福，他第一次問我的時候，我沒有考慮，隨口答應。
他第二次再問的時候我遲疑了一下，這一趟結業旅行為甚麼邀我參加？這些新銳將來難免擔任祕密任務，我何必去看見他們？結業旅行由沈局長率領，第一級主管全部參加，我一路上要受多少拘束？這些念頭一一閃過，只因為已經答應了邀請，難以反悔，還是說了一聲「好」。
第三次再問，我的想法就複雜了，這樣一件事，為甚麼要問我三次？他們豈是健忘之人？我想起修女出家，教會給她一段時間慎重考慮，前後三次問她是否改變主意，三諾之後，百年定矣，再想退出，就是叛教。我正在做出國的大夢，那時出境條件嚴苛，手續繁複，一根線都能把你當螞蚱拴住，我好容易從中廣退休，好容易把幼獅文化公司的職位還給瘂弦，老牛過窗櫺，全仗一身乾淨，倘若再結塵緣，又是飛絮沾泥，我立刻婉轉辭謝了。
申請出國的人要經過安全調查，我得找個機會說出我對特務機構的看法，爭取他們的了解，這時，我們那個特殊的餐會對我非常重要。我一再拿特務當做話題，在我們那個餐桌上，這個話題太敏感了，同席的人顯然沒料到我敢碰，我已决心孤注一擲，神色泰然，籠中鳥要唱歌，聽歌的人也許在籠子上加一把鎖，也許打開籠門讓我飛，我的話似褒似眨，由他們領受，得馬失馬，靠我的運氣。
我陸陸續續說了許多話，總而言之，特務好比外科醫生，手中有刀，手術台上沒有細菌，沒人喜歡外科醫生，但是每一家醫院都必須設置外科。有一個年輕人問他的父親，你當初為甚麼要做外科醫生，手有鮮血，面無表情，眼科有多好，端莊斯文，輕巧細膩，心臟科有多好，結識一大群董事長總經理，增加對社會的影響力，我不知那位父親是怎樣回答的，我想最好的答案是、人類需要外科醫生，而且需要最好的外科醫生。
我不客氣的說，當年特務素質很低，社會的觀感是、一個人甚麼都不能做才去做特務，這些人好比文革時期的赤脚醫生，醫療失誤罄竹難書，但是也勉强維持了公眾的健康。
我不客氣的說，他們多少人受過日本特務的苦刑拷打，幾番死去活來，多少人被中共特務追捕，三九寒天，山林荒野中晝伏夜出，留下終身痼疾，多少人中共槍殺了他的父親，把他的妻子兒女發配到邊疆開荒，這是甚麼樣的遭遇，這樣的遭遇如何影響了他的人格和性情！五十年代，台灣靠這一批人支撐危局，他們如果發瘋了，那可怎麼辦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總算列祖列宗英靈未泯，總算中華文化種子未死，總算堅百忍以圖成的「領袖」身教言教，他們辦案時有些行為令人髮指，可是總體來看，他們還算有節制，目的和手段之間還能分出本末體用，他們的罪惡本來可以更多。
三十年後浪前浪，我說今天在台灣做特務，他必須是第一流人才，他們幹那一行都會出色，但是他們選擇了第一志願。我順口舉例把自己分析了一下，像我這樣一塊料，做人作文都比人家慢一拍，鬥智毫無勝算，我的生理構造有「麻煩症候群」，體能很差，鬥力是輸家，別說是去當特務了，如果特務拿我做對象，也害他們浪費光陰，我實在不能為惡，不足為害，何況我已超過五十歲，常常覺得不耐煩，這表示我已停止成長，失去可塑性，今生一切都要到此為止了。
這樣談下去，無可避免有一天談到黨外的街頭運動。我忍不住說，遊行示威是群眾表達意見的一種方式，他們那裡是造反？那裡就動搖了國本？土地是老百姓的，他們要站在上面叫一叫、跳一跳，何必一定把他們趕回家中關上門窗？當然，有些地方群眾可以去，有些地方群眾不能去，遊行示威之前，照例有個組織發動的階段，警備總部照例老早掌握了情況，這時可以透過中間人談條件，遊行示威由你，規矩範圍由我，彼此約法三章，先小人後君子，那些民間領袖都有事業前途，參加示威的人都在安居樂業，他們並非亡命的暴民，幾個人能赴湯蹈火？
我忍不住說，從一九四六年起，我就看見「咱們國民黨」犯一個錯誤，拿群眾當敵人，雙方斷絕一切管道，靜等著拉弓放箭。軍隊只受過作戰訓練，沒受過鎮暴訓練，以作戰的方式鎮暴，反應過當，破壞太大。現在政府要立刻派人到美國考察學習，把他們鎮暴的觀念方法和裝備搬來，重新訓練治安部隊，趕上時代。（後來新聞報導說，政府派人到美國考察去了。）
這樣談下去，有一天我忍不住講了一個故事，我說有一個人患了重病，送進醫院，經過長期療養，精神漸漸恢復，他對醫生對護士的不滿也天天增加，終於有一天，他躺在病床上，看見醫生進門，抓起藥瓶向醫生投去，醫生急忙躲閃，藥瓶在門上撞碎了。護士大驚而醫生大喜，他說這一擲力道不小，可見病人的體力恢復，也可見我的治療完全奏效。
國民黨人總是說，兩位蔣總統治理台灣，盡心盡力，他們在大陸上從沒對任何一省的人這樣好，即使是浙江省，因此党人認為台灣人應該聽話，這種想法太陳舊了。人性複雜幽深，因果關係豈是如此簡單，何況現在已非「崇功報德」的時代，公認人民大眾有權利喜新厭舊，反復無常，政治家為而不有，隨時可以被遺忘，被曲解，被替代，他要從政就得「犧牲享受，享受犧牲」，悲天憫人，為蒼生作奉獻，老天爺給他的報償，只是漢明威筆下那一付魚骨頭，也就是一頁青史。
如果用專政暴力捍衛政權呢，咳，我說那倒是一個辦法，可惜我們都老了，沒有力氣提起步槍衝上去，咳，我們的兒女也都不聽話，政治信念不能遺傳。我說「服食求長生，多為藥所誤」，南韓李起鵬辣手鐵腕，咱們望塵莫及，最後王朝傾覆，李起鵬命令一家五口在客廳集合，他親自開槍殺死妻子兒女，然後自殺，咳，我狠狠的說了一句：「咱們也沒那個種」！
回想起來，我當時也失去了控制，但是他們愛聽，顯然還有更多的期待，長日漫漫，獨立、聯俄、兩岸談判、一一見肺見肝。我每次赴約都像教授上課或者像被告出庭，你得準備一些「說法」填塞時間，我不能缺席，不能沈默，因為我心中有貪有痴，我的出國手續已辦到最後一步，等待出境許可，如果拿不到出境証，前功盡棄，拿到了出境証，那才是畫龍點睛，我如果託任何人關說疏通，那就是「著相」，我從未把這個話題提上餐桌，他們也沒任何人問我，他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心上壓著這麼一塊石頭，看我怎樣搬開。我相信每次餐會以後，他們寫回去的報告一定影響最後的判决，我只能順著他們的需求誠實「招供」，討好他們的上司，為我出境塗抹滑潤劑。
他們幾次把話題引到蔣經國傳位的問題，看樣子我若想走開，對這個話題就沒法避開。我那時還能喝幾杯陳年紹興，黃湯下肚，舌片微麻，好，那就擔當最大的風險，吐出「酒後真言」。那時盛傳「蔣經國培植蔣孝武繼位接班」，我斷言蔣家第三代不宜再執政了，因為人民會厭倦，從頭算起，祖父在位三十二年，父親將要在位十二年，父子相承可能四十五年，孫輩是難以為繼了！
蔣介石總統連任五次，人民大眾已經流露了幽默感，民間笑談，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蔣中正，第二任總統于右任（我又來擔任），第三任總统吳三連（吾第三次連任），第四任總統趙麗蓮（照例連任），第五任總統任百年（做總統一直做到死）。我說民間稱中山先生為國父，稱蔣公為「國兄」，稱蔣經國為「國姪」，稱蔣孝武為「國孫」，諷嘲之情溢於言表，第三代接班？大眾完全沒有心理準備。
我把蔣經國的才幹度量謀略統馭大大稱頌一番，我說當初那些跟他爭位的人，吳國楨，陳誠，孫立人，周至柔，誰也都要差他一截。我甚至說，他有些地方比他的老太爺更傑出，他一樣可以完成北伐抗戰那樣的大業，只是沒有那樣的機會罷了。那時數當代人物，沒人敢說蔣介石位居第二，但是如果說他的兒子比他更好，我想是安全的，人人知道蔣經國很想走出他父親的盛名籠罩，自創新局，他提出「大有為」的口號，台灣的篆刻家每人刻了一方印章獻給他，印文全是「大有為」，聯合開了一次展覽。（這些印章現在不知落到那裡去了）
我說詩人書法家于還素寫過一副對聯：「一身是胆終非虎，萬里無雲欲化龍。」大家認為寫出蔣經國的局限，上一句說他主觀條件不足，下一句說他客觀環境不利，但是我說，經國先生現在還有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，足以使他繞過蔣介石這座大山，站進歷史舞臺的强區，他可以解嚴，恢復平時狀態，建立民主制度。
民主似乎是一個可怕的名詞，國民党將因此失去政權。執政党要盡力延長執政的時間，那是理所當然，但是我說，你可以先用民主制度維持政權，一旦行到水窮處，你就在民主制度中坐看雲起時，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權。我說專制並不能使你永遠握有政權，想想中國歷代王朝「失國」，都與民主無關，結局如何悲慘！得國不易，失國更難，我特別一個字一個字的說：民主制度最大的用處，就是解決如何「失國」。
我發表了我受黨化教育的獨門心得，我說依照中山先生的設計，國民黨最後要還政於民，這是三民主義的中國特色，如果抽去這個核心價值，國民黨的軍政訓政就和蘇共中共很難區分。有人說國民黨的還政於民是假的，在警備司令看來它可以是假的，在中山先生它應該是真的，蔣公一直在這條路上走，他死在半路上，誰能斷言他是假？我說歷史發展到這一步，全看經國先生怎麼做，如果他建立民主體制，讓人民投票選擇政府，大家都是真的，中山先生的理想終於實現，蔣公的人格渾然完整，經國先生的歷史地位也巍然確立。
一九五○年，中共宣佈全面「解放」中國大陸，我在台北聽到一則口傳的掌故。當年國民党聯俄容共，進行北伐，消滅了軍閥割據，國民党內部有一群人主張吸收馬列主義，遵從蘇聯領導，推行共產制度，倘若那樣，國民黨就是中國共產党，「馬列史毛」會寫成「馬列史蔣」，那樣就不會有國共內戰，國民党一直穩坐江山，也不致於偏安台灣了。怪只怪黨國元老戴傳賢，他痛哭流涕向蔣公進諫，請蔣公一定要到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」這邊排隊，這才受到時代潮流的淘汰。這種思想也隨著國民黨人來到台灣，有人主張亡羊補牢，知過必改，毛澤東怎樣統治大陸，咱們也照樣统治台灣。……我說你想想這是多麼可怕的聲音，如果真的這樣辦了，今後國民党留給「台灣人」的是多麼殘酷的一架機器，在那架機器操作之下，咱們一小撮「外省人」怎麼活，你如果留下的是民主制度，這四百萬人是一個很大的「壓力團體」，它有運作的空間，咱們子子孫孫都可以在台灣立足。……..
我說了一個小時，沒人反問，沒人打岔，沒人咳嗽，沒人動筷子，大廳內靜如廣播電臺的發音室，坐在我對面的那位朋友，右手插進西裝裡撫摩左胸，好像心血管有點小毛病，我想他是操作衣袋裡的袖珍錄音機。我說完了，他們也沒有任何評論，沒有一句回應，任我如此這般放肆一番，好像與他們毫不相干。我究竟闖了大禍還是立了大功，一時茫然。
時間近了，我也辭窮了，我對他們說，我本是內戰的殘魂剩魄，來到國民党的殘山剩水，吃資本家的殘茶剩飯，三十年來看遍多少人為黨國犧牲，也看遍多少人使黨國為他犧牲，黨國左手來右手去，以不足奉有餘，我們是各有因緣莫羨人，縱然下台一條蟲，我也是益蟲，不做害蟲，我們依然支持國民党，只有在國民党治下我才有做一條益蟲的可能。（我這算是澈底交心了，你們饒了我吧！）
也許有關係，也許沒關係，我領到出境証。
我在出入境管理處門口遇見一個熟人，他問我來做甚麼，我舉起手中那張紙：「我來領貞節牌坊」。一時又是喜悅，又是辛酸，好像很充實，又像很空虛，台灣混了三十年，患得患失為了這張紙，也太沒出息了。
回到家，我拿起電話，幾乎想告訴果老，把西東大學的聘函退了，可是我還是打給旅行社買了機票。
時維一九七八年九月，起飛那天清早，定期聚餐的那五個朋友中間的一位請我吃早點，松山飛機場旁邊開了一家觀光級的豆漿店，精致雅潔。我們在那裡坐定，他舉起茶杯對我說：「我代表本單位給你送行，你可以出國。」好像出境証還不算數似的。他們從來無人表露另一種身份，突如其來我吃了一驚，立刻想起三國演義「聞雷失筯」，我說「怎麼冒出來一個本單位，你嚇了我一跳！」
我想起來治安當局花樣多，我認識聾盲學校的一位教師，她曾把我的＜開放的人生＞譯成點字當做教材，她出國的故事那才叫精采，人已經坐在飛機裡，又被廣播器叫下來，沒收了出境証和護照，治安人員欲擒故縱，只是要觀察她拿到出境証以後的一言一行。
飛機平穩滑行，忽然窗框歪斜，圓山大飯店縮小成模型，機身轉彎，我看見隱隱山峰水氣淋漓，有如米芾的畫。我覺得肚臍好痛，像是拉斷了臍帶，然後就是雲天萬里。「你可以出國」，那位朋友沒騙我，感謝同桌共餐的五位朋友，我想他們幫了忙，我更欽佩沈之岳局長，他老成謀國，大開大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