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學江湖 (簡體字版)
SKU:
$0.00
per item
出版發行: 北京三聯書店
出版年: 2013 (2013 年1月初版)
總頁數: 354
ISBN 978-7-108-04219-4
内容简介 (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四)：
王鼎钧1949年漂流到台北，卖文为生，先后进入广播、报纸、电视等媒体，主持文字工作。那年代台湾处于权威统治的高压之下，文字狱连续发生，新闻媒体又属于敏感事业，人人自危，王鼎钧凭他忧患磨练而生的智慧，勤苦学习而得的文学技巧，和当时的特务人员对奕，渡过一个又一个险滩，奇趣横生。那时台湾有「民主自由或集权专政」的论争，好学深思的王鼎钧置身其中，亦有深刻的体验与精采的记事。王鼎钧说他毕竟是一个作家，取材偏重文学艺术的坎坷发展，他自己如何由文艺青年到散文名家，也在书中留下成长的记录，极有参考价值。凡此种种，显出此书别具一格，与众不同，至于诗笔的感性，史笔的理性，渔樵闲话一般的趣味性，使文学评论家纷纷予以很高的评价。
出版年: 2013 (2013 年1月初版)
總頁數: 354
ISBN 978-7-108-04219-4
内容简介 (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四)：
王鼎钧1949年漂流到台北，卖文为生，先后进入广播、报纸、电视等媒体，主持文字工作。那年代台湾处于权威统治的高压之下，文字狱连续发生，新闻媒体又属于敏感事业，人人自危，王鼎钧凭他忧患磨练而生的智慧，勤苦学习而得的文学技巧，和当时的特务人员对奕，渡过一个又一个险滩，奇趣横生。那时台湾有「民主自由或集权专政」的论争，好学深思的王鼎钧置身其中，亦有深刻的体验与精采的记事。王鼎钧说他毕竟是一个作家，取材偏重文学艺术的坎坷发展，他自己如何由文艺青年到散文名家，也在书中留下成长的记录，极有参考价值。凡此种种，显出此书别具一格，与众不同，至于诗笔的感性，史笔的理性，渔樵闲话一般的趣味性，使文学评论家纷纷予以很高的评价。
Sold Out
选文试读：（一）匪谍是怎样做成的
我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湾宝岛，七月，澎湖即发生「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」冤案，那是对我的当头棒喝，也是对所有的外省人一个下马威。当 年中共席捲大陆，人心浮动，蒋介石自称「我无死所」，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，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， 一件「二二八」事件慑伏了本省人，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伏了外省人，就这个意义来说，两案可以相提并论。
烟台联中冤案尤其使山东人痛苦，历经五○年代、六○年代进入七○年代，山东人一律「失语」，和本省人之于「二二八」相同。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「八 千子弟」中的一个分子，我们也从不忍拿这段历史做谈话的材料。有一位山东籍的小说家对我说过，他几次想把冤案经过写成小说，只是念及「身家性命」无法落 笔，「每一次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无耻。」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。
编剧家赵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学生，他去世后，编剧家张文祥写文章悼念，谈到当年在澎湖被迫入伍，常有同学半夜失踪，「早晨起床时只见鞋子」，那 些都是强迫入伍后不甘心认命的学生，班长半夜把他装进麻袋丢进大海。这是我最早读到的记述。小说家张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，他的中篇小说〈海兮〉以山东流 亡学生在澎湖的遭遇为背景，奔放沉痛，「除了人名地名」以外，直言不讳。然后我读到周绍贤〈澎湖冤案始末〉、傅维宁〈一桩待雪的冤案〉、李春序 〈傅文沉冤待雪读后〉，直到〈烟台联中师生罹难纪要〉、张敏之夫人回忆录〈十字架上的校长〉，连人名地名都齐备了。
可怜往事从头说：内战后期，国军节节败退，山东流亡学生一万多人奔到广州，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德纯出面交涉，把这些青年交给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收容。 当时约定，让十六岁以下的孩子继续读书，十七岁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，天下有事投入战场，天下无事升班升学。当时，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湾澎湖当家作主的陈诚都批准这样安排。
一九四九年六月，学生分两批运往澎湖， 登轮者近八千人， 后来号称八千子弟。七月十三日，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，把年满十六岁的学生，连同年龄未满十六岁但身高合乎「标准」的学生，一律编入步兵团。学生举手呼 喊「要读书不要当兵」，士兵上前举起刺刀刺伤了两个学生，司令台前一片鲜血，另有士兵开枪射击，几个学生当场中弹。三十年后，我读到当年一位流亡学生的追述，他说枪声响起时，广场中几千学生对着国旗跪下来。这位作者使用「汴桥」做笔名，使我想起「汴水流，泗水流……恨到归时方始休」，可怜的孩子，他们捨死忘生追赶这面国旗，国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块布。
编兵一幕，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监督进行。流亡学校的总校长张敏之当面抗争，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动学生造反。李振清虽然是个大老粗，到底行军打仗升到将军，总学会了几手兵不厌诈，他居然对学生说：「你们都是我花钱买来当兵的！一个兵三块银元！」他这句话本来想分化学生和校长的关係，殊不知把 张敏之校长逼上十字架，当时学生六神无主，容易轻信谣言，这就是群众的弱点，英雄的悲哀，自来操纵群众玩弄群众的人才可以得到现实利益！为他们真诚服务却要忧谗畏讥。张敏之是个烈士，「烈士殉名」，他为了证明人格清白，粉身碎骨都不顾，只有与李振清公开决裂，决裂到底。
张敏之身陷澎湖，托人带信给台北的秦德纯，揭发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。咳，张校长虽然与中共斗争多年，竟不知道如何隐藏夹带一封密函，带信使者在澎湖码头上船的时候，卫兵从他口袋裡搜出信来，没收了。张敏之又派烟台联合中学的另一位校长邹鑑到台北求救，邹校长虽然也有与中共斗争的经验，沿途竟没有和「假想敌」捉迷藏，车到台中就被捕了。
最后，张敏之以他惊人的毅力，促使山东省政府派大员视察流亡学生安置的情形，教育厅长徐轶千是个好样的，他会同教育部人士来到澎湖。李振清矢口否认强迫未成年的学生入伍，徐厅长请李振清集合编入军伍的学生见面，李无法拒绝，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带到海边拾贝壳。徐轶千告诉参加大集合的学生， 「凡是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学生站出来，回到学校去读书！」队伍中虽然还有幼年兵，谁也不敢出头乱动。张敏之动了感情，他问学生：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读书吗？ 现在为什麽不站出来？徐厅长在这裡，教育部的长官也在这裡，你们怕什麽？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，你们错过了这个机会，再也没有下一次了！行列中有十几个孩子 受到鼓励，这才冒险出列。李振清的谎言拆穿了。后来办案人员对张敏之罗织罪名，把这件事说成煽动学生意图製造暴乱，张校长有一把摺扇，他在扇上亲笔题字， 写的是「穷则独搧其身，达则兼搧天下」，这两句题词也成了「煽动」的证据。
徐轶千对张敏之说：「救出来一个算一个，事已至此，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！」澎湖防卫司令部认为此事难以善了，于是着手「做案」，这个「做」字是肃谍专家的内部术语，他们常说某一个案子「做」得漂亮，某一个案子没有「做」好。做案如做文章，先要立意，那就是烟臺联中有一个庞大的匪谍组织，鼓动山东流亡学生破坏建军。立意之后蒐集材料，蒐集材料由下层着手，下层人员容易屈服。那时候办「匪谍」大案都是自下而上，一层一层株连。
做案如作文，有了材料便要布局。
办案人员逮捕了一百多个学生（有数字说涉案师生共一百零五人）疲劳审问，从中选出可用的讯息，使这些讯息发酵、变质、走味，成为罪行。办案人员锁定 其中五个学生，按照各人的才能、仪表、性格，强迫他们分担罪名，那作文成绩优良的，负责为中共作文字宣传；那强壮率直的，参与中共指挥的暴动；那文弱的， 觉悟悔改自动招供。于是这五个学生都成了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分团长。
每一个分团当然都有团员，五个分团长自己思量谁可以做他的团员，如果实在想不出来，办案人员手中有「情报资料」，可以提供名单，证据呢，那时办「匪 谍」，只要有人在办案人员写好的供词上盖下指纹，就是铁证如山。这麽大的一个组织，单凭五个中学生当然玩不转，他们必然有领导，于是张敏之成了中共胶东区执行委员，邹鑑成了中共烟台区市党部委员兼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主任。
办案人员何以能够心想事成呢？唯一的法术是酷刑，所以审判「匪谍」一定要用军事法庭祕密进行。澎湖军方办案人员花了四十天功夫，使用九种酷刑，像神创造天地一样，他说要有什麽就有了什麽。最后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，判定两位校长（张敏之、邹鑑）五名学生（刘永祥、张世能、谭茂基、明同乐、王光耀） 共同意图以非法方式颠复政府，各处死刑及褫夺公权终身。这一年， 张敏之四十三岁，邹鑑三十八岁。同案还有六十多名学生，押回澎湖以「新生队」名义管训，这些学生每人拿着一张油印的誓词照本宣读，声明脱离他从未加入过的 中共组织，宣誓仪式拍成新闻片，全省各大戏院放映，一生在矮簷下低头。当时保安司令是陈诚，副司令是彭孟缉。
那时候，军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，五千多名入伍的学生从此与世隔绝。还有两千四百多名学生（女生和十六岁以下的孩子），李振清总算为他们成立了一所子弟学校，继续施教，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。下一步，教育部在台中员林成立实验中学，使这些学生离开澎湖。
我是后知后觉，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凑出整个案情。我也曾是流亡学生，高堂老母寿终时不知我流落何处，我常常思念澎湖这一群流亡学生的生死祸福，如 同亲身感受。有一天我忽然触类旁通，「烟台联中匪谍案」不是司法产品，它是艺术产品，所有的材料都是「真」的，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却是「假」的，因为 「假」，所以能达到邪恶的目的，因为「真」，所以「读者」坠入其中不觉得假。狱成三年之后，江苏籍的国大代表谈明华先生有机会面见蒋介石总统，他义薄云天，代替他所了解、所佩服的张敏之申冤，蒋派张公度调查，张公度调阅案卷，结论是一切合法，没有破绽！酷刑之下，人人甘愿配合办事人员的构想，给自己捏造 一个身分，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分，有了身分自然有行为，各人再捏造行为，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，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，这个结构有在内在的逻辑，互补互依，自给自足。
今天谈论当年的「白色恐怖」应该分成两个层次：有人真的触犯了当时的禁令和法律，虽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当的，当时执法者和他们的上司还可以採取「纯法律观点」原谅自己，另外一个层次，像张敏之和邹鑑，他们并未触法（即使是恶法！），他们是教育家，为国家教育保护下一代，他们是国民党党员，尽力实现党的理想，那些国民政府的大员、国民党的权要，居然把这样的人杀了！虽有家属的申诉状，山东大老裴鸣宇的辨冤书，监察委员崔唯吾的保证书，一概置之不顾，他对自己的良心和子孙如何交代？我一直不能理解。难道他们是把这样的案子当做艺术品来欣赏？艺术欣赏的态度是不求甚解，别有会心，批准死刑犹如在节目单上圈选一个戏码，完全没有「绕室徬徨掷笔三歎」的必要。
他们当时杀人毫不迟疑，真相大白时又坚决拒绝为受害人平反。说到平反，冤案发生时，山东省主席秦德纯贵为国防部次长，邹鑑的亲戚张厉生是国民党中枢要员，都不敢出面过问，保安司令部「最后审判」时，同意两位山东籍的立法委员听审观察，两立委不敢出席。人人都怕那个「自下而上」的办案方式，军法当局可 以运用这个方式「祸延」任何跟他作对的人。独有一位老先生裴鸣宇，他是山东籍国大代表，曾经是山东省参议会的议长，他老人家始终奔走陈情，提出二十六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，指出判决书十四项错误，虽然案子还是这样判定了，还是执行了，还是多亏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献，使天下后世知道冤案之所以为冤，也给最 后迟来的平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裴老是山东的好父老，孙中山先生的好信徒。
本案「平反」，已是四十七年以后，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、葛雨琴接过正义火炬，更难得民进党立委谢聪敏慷慨参与，谢委员以致力为二二八受害人争公道受人景仰，胸襟广阔，推己及人。在这几位立委以前，也曾有侠肝义胆多次努力，得到的答复是「为国家留些颜面」！这句话表示他们承认当年暗无天日，仍然没有勇气面对光明，只为国家留颜面，不为国家留心肝。所谓国家颜面成了无情的面具，如果用这块面具做挡箭牌，一任其伤痕累累，正好应了什麽人说的一句话：爱国 是政治无赖汉最后的堡垒。
选文试读：（二）与特务共舞
一九七０年十一月，台北司法调查局逮捕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，十一天后，沉之岳局长约我见面。他很客气，我第一次正式见到第一层级的特务首长，二十年来，我一直处于细胞和外围份子的困扰之中，这一下子算是熬出了头！
这好像是一个很坏的开始，看起来我像是李荆荪案的关係人。他们注意我很久很久了，为甚麽让我在这样的时刻有这样一步发展呢，我忍不住要来个假设，我有「假设癖」，这些假设都无法求証，「无解」就是大幸。
消息灵通的人士说，李副总「进去」以后，调查人员提出一些人的名字，要他一一作出分析，某人的性格怎样，思想怎样，交游和言行怎样。荆公认为国民党只用奴才，不用人才，以致许多人「压在阴山背后」。谁才是人才呢，我在中广受荆公赏识，调查人员大概没有漏掉我的名字，荆公偏爱，大概把我称赞了一番，当时沉局长创造调查局的现代史，吸纳人才，大破大立，他也许想测验我的「底气」。
他问我对调查局现在的工作有甚麽意见，调查局以后应该怎样做，这是何等事，岂容游离于组织之外的一个文人妄议？我不敢回答。大约一个月之后，他的新闻联络室主任请我吃饭，一位年轻英俊的联络官陪同，馆子裡面有一个小小的房间，隔断杂音。联络官又把那两个问题提出来，我依然惶恐逊让。
我以为事情可以搪塞过去了。
又过了一些时候，广播圈裡的一位朋友到我家串门子，带来一瓶洋酒，我只好请他吃饭，时间地点都约好了。当天上午，他打电话来说，有两位朋友也想参加，希望我同意，我只有欢迎。进了舘子，才知道一共五个客人，都是同行中出类拔萃的份子，他们抢先付了帐，提出建议，以后每一个月或两个月聚会一次，轮流作东，这一次算他们发起，下一次轮到我，我只有答应。
他们在一家观光饭店裡找到一个甚麽厅，面积宽大，中午生意冷清，只有我们一桌，客人上菜以后，连服务生也不见了。他们非常客气，点菜一定要我点头，我说话的时候，大家一致静听。下一次约会定在甚麽时候？如果我说没有时间参加，他们延期，即使一延再延，也耐心等候。这个聚会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出国为止，他们都是中生代精英，有才能有背景，前程远大，那一个都比我强，怎麽会这样迁就？这叫做「不寻常的事」。
果然不寻常，有一天谈到我新买的房子，我说那一排公寓前院后院都没有围牆，住户想把前后的空地围起来，工程师说，依照建筑法规这样行不通，但是你们可以「违章」，管区警员负责举报违章，你们得先使他「没看见」。于是里长挨家收集红包，去找警员商量，大家惟恐碰钉子，里长回来报告「他收下了」，人人笑逐颜开，一排围牆立刻兴工完成。我说五十年代大家都穷，提起贪污咬牙切齿，现在七十年代老百姓有钱，行贿是一种乐趣，官员收贿是顺应民意。我说现在有人主张台湾要有反对党，其实反对党早就有了，「特种酒家」发挥反对党的功能，你在那裡满足官员的酒色之慾，可以改变许多事情。……那晓得几个星期以后，里长挨家拜访，他说管区警员神色慌张，上面来调查围牆的事了，住户要统一口径才好。…….
蒋经国有一篇文章，题目是＜风雨中的宁静＞，他描述山间一条瀑布奔腾而下，瀑布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洞窟，一对知更鸟在裡面做窝，几隻小鸟也孵出来了，瀑布看似凶脸，其实好像布帘一样保障了他们的安全，蒋经国如此比喻国际变局下的台湾。我说这个知更鸟的意象太小太柔了，那有中兴气象，我说想当年北伐完成，国民党中央颁布青年十二守则，党国元老戴传贤执笔写成「前言」，那是何等气势！说到这裡，我顺口「秀」了一下我受的党国教育，我立即把守则前言背诵出来：
总理立承先啓后救国救民之大志，创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宏规，领导国民革命，兴中华，建民国。于今全国同胞皆能一德一心共承遗教者，斯乃我总理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化，亦即中国列祖列宗天下为公大道大德之所感。今革命基础大立，革命主义大行，………
你看这段话裡有多少「大」，真是大气磅礡，大义凛然，大智大勇，大破大立，你看那时候的国民党多有志气，多有信心，当年的大鹏现在怎麽变成了知更鸟！没过多久，蒋经国提出施政的大原则，他要「开大门，走大路，当大任，成大事」。
我一看，这是怎麽了，莫非他们改变了做法，停止「引蛇出洞」，开始吹箫引凤，言者无罪，集大下之智为己智，可能吗？我已骑虎难下，每次聚会，五架「窃听器」当面打开，我必须表示坦诚。我想了又想，多年来一隻笔在手，总希望那一篇那一段那一句能影响当道，帮他们多积一粒沙那麽小的德，提醒他们，少造一粒沙那麽大的业，因果微妙，难测寸心，怎知得失！现在有这麽一个明显有效的管道，我很难抗拒它的诱惑。
我决心继续探险。我说高雄附近有个地方叫「覆金鼎」，金鼎象徵江山政权，上面怎可加上一个「覆」字？不久，蒋经国南巡，他和当地父老闲话风土，轻描淡写提了一句，覆金鼎可以改成「金鼎」。
我说红包象徵吉祥，送红包收红包都习以为常，如果政府向习俗挑战，最好在官文书中给红包改个名字，让它象徵罪恶或耻辱。于是蒋经国跟记者们闲谈的时候说，红包要改称「臭包」。
谈到买房子，我说银行的房屋贷款限八年分期还清，这种规定向人民大众传递甚麽样的讯息？政府对将来有没有信心，难道台湾只有八年安定繁荣？如果八年以后中共佔领台湾，你留着那些钱干甚麽？给中共接收？我说房屋贷款的期限应该放宽为二十年三十年，向欧美看齐，政府更要在国计民生方面强调长程计画，外商投资来盖大楼，合作计画说五十年以后怎样，七十年以后怎样，媒体报导要从这些地方着眼，大楼开工、施工、竣工、启用，大众要从电视新闻看见这些画面。我出国前，这两件事都实现了，我出国后，新闻局推出一句口号：「明天会更好」。
我一面跟这些朋友例行餐叙，同时我跟调查局的关係也继续发展，沈局长对我说，外界一向觉得调查局很神祕，其实调查局是堂堂正正的司法机关，除了工作机密，没有不可告人之处，他已经把设在新店的调查局本部变成青年学生旅行参观的一站，他也想使用传播媒体为调查局做些宣传，这是新闻联络室的业务，希望我从旁襄助。
后来那位年轻英俊的联络官送些文件给我看，大概是调查局的简介和过去发佈的新闻稿之类，我说这样写已经很好，局长还想怎样改变呢？联络官说局长希望这些文件能提高文学水准，我说局本部发佈的文稿不能太「文学」，文字修辞容易造成误解，我说文学应该是作家作出来的第二手传播，「二手传播」一词于焉产生。
后来联络官说，局长想拍一部纪录片，对外报导调查员训练成长的过程，由训练的内容延申，显示调查局的任务和工作方法，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，看了这部纪录片以后，可以知道调查局完全现代化了，这是一条光明大道，沉局长希望我能担任「编剧」。他们已做了一些准备工作，看过新闻局拍製的纪录片，其中有我参与。
纪录片由这位年轻的联络官担任导演，他文质彬彬，敏捷而含蓄，有学士学位，可说是新型调查员的代表，新闻界对他很有好感。为了编写脚本，我和他多次见面，得到许多指教。拍片期间，沈局长三次召我谈话，先是指示剧本的重点，第二次他提出一个问题，这部片子要不要有他的镜头？他想知道我这个外人的看法。第三次是陪他看毛片，这次经验很特殊。
地点在某处的製片厰，凡是製片厰，大概都在比较偏僻的地方，那条街我从未到过，我坐调查局派来的车子前往，车到街口我们下车步行，两旁都是台式楼房，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调查员凭窗下看，手裡拿着无线电话，好像向下一站通报我们的行踪。然后我们登上一栋二楼，房子很破。裡面有灯有座，像小型剧场。接待人员指定我坐在第二排第二个座位，等了一会。灯光熄灭，一个黑影走进来，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位子上，他是沈局长，这时另一个黑影突然坐在我的身旁，也就是沈局长的后面，他是一位调查员，然后是放映影片。
片子拍得很好，一流的专业水准，时间超过一个半小时，似乎太长。节奏也稍欠灵活。后来导演向我解释，这是因为各部门都要有些镜头辑入，无法照剪接的要求取捨。我知道我还有机会对着画面修改旁白，没有用心细看。放映完毕，灯光未亮，沉局长起身离去，坐在我身旁的调查员紧随其后。局长下楼以后，全场恢復照明，谁也没说一句话，我坐原车回家，一路上想：「伺候沈局长可真不容易啊」！
这部纪录片的用处很多，在调查员训练班，这是一页教材，在局本、这是款待参观人士的一个项目，在各地调查站，这是一件文宣，片头字幕有我的名字，我一度惹人另眼相看，处处沾光，不过我离开台湾的日子近了。
那时美国推行「双语教育」，新移民的孩子不懂英文，学校得先用他的母语教他，这样中国孩子就需要中文教材和师资。新泽西州「西东大学」承联邦政府委托，成立「双语教程发展中心」，远东研究院院长杨觉勇博士主持，他到台北物色一名中文编辑，小说家、画家王蓝介绍了我。王蓝字果之，此时已尊为「果老」。
那时流行的说法，「人生有三恨」：一恨抗战八年没到过重庆，二恨胜利復员没到过北京，三恨反共抗俄没到过美国，我已三恨有其二，很想有一点弥补，我动了心。
人生果然如戏剧，许多线索平行发展而又相互缠绕。沈局长约集新闻工作者茶话，我也去了，他邀人不少，大半是採访主任这一层次的从业员，会场也没有甚麽形式。局长闲话家常，谈笑风生，显示他的风趣和平易，他用「漫谈」的方式而自有重点，他强调（现在）调查局问案绝对没有「刑求」（用刑逼供），科学办案，一切讲証据，根本用不着刑求。他也一再说，有人认为调查局是个「黑店」，进来以后再也休想走出去，这些人大错特错，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可以自由辞职，有些新进调查员还得到辅导转业。
各报都根据沈局长的谈话发佈了消息。我并不是採访新闻的记者，他也要我亲耳听见，必有用意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新闻连络室主任打电话来，调查局这一届新进调查员的训练快结业了，他问我有没有时间参加他们的结业旅行。
他已经问我过三次了。我久闻沈局长彷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风格改造调查局，新进调查员一律是大学毕业的青年，仪表足以与外交官和空军飞行官相比，必须品行端正，教养良好，志趣高尚，训练中发现瑕疵随时淘汰，训练的课程聘请第一流学者担任，这个样子的调查局是蒋经国时代的新风景，新希望，有缘一见也是眼福，他第一次问我的时候，我没有考虑，随口答应。
他第二次再问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，这一趟结业旅行为甚麽邀我参加？这些新锐将来难免担任祕密任务，我何必去看见他们？结业旅行由局长率领，第一级主管全部参加，我一路上要受多少拘束？这些念头一一闪过，只因为已经答应了邀请，难以反悔，还是说了一声「好」。
第三次再问，我的想法就複杂了，这样一件事为甚麽要问我三次？他们岂是健忘之人？我想起修女出家，教会给她一段时间慎重考虑，前后三次问她是否改变主意，三诺之后，百年定矣，再想退出，就是叛教。我正在做出国的大梦，那时出境条件严苛，手续繁複，一根线都能把你当蚂蚱拴住，我好容易从中广退休，好容易把幼狮文化公司的职位还给痖弦，老牛过窗櫺，全仗一身乾淨，倘若再结尘缘，又是飞絮沾泥，我立刻婉转辞谢了。
申请出国的人要经过安全调查，我得找个机会说出我对特务机构的看法，争取他们的了解，这时，我们那个特殊的餐会对我非常重要。我一再拿特务当做话题，在我们那个餐桌上，这个话题太敏感了，同席的人显然没料到我敢碰，我已决心孤注一掷，神色泰然，笼中鸟要唱歌，听歌的人也许在笼子上加一把锁，也许打开笼门让我飞，我的话似褒似眨，由他们领受，得马失马，靠我的运气。
我陆陆续续说了许多话，总而言之，特务好比外科医生，手中有刀，手术台上没有细菌，没人喜欢外科医生，但是每一家医院都必须设置外科。有一个年轻人问他的父亲，你当初为甚麽要做外科医生，手有鲜血，面无表情，眼科有多好，端庄斯文，轻巧细腻，心脏科有多好，结识一大群董事长总经理，增加对社会的影响力，我不知那位父亲是怎样回答的，我想最好的答案是、人类需要外科医生，而且需要最好的外科医生。
我不客气的说，当年特务素质很低，社会的观感是、一个人甚麽都不能做才去做特务，这些人好比文革时期的赤脚医生，医疗失误罄竹难书，但是也勉强维持了公众的健康。
我不客气的说，他们多少人受过日本特务的苦刑拷打，几番死去活来，多少人被中共特务追捕，三九寒天，山林荒野中昼伏夜出，留下终身痼疾，多少人中共枪杀了他的父亲，把他的妻子儿女发配到边疆开荒，这是甚麽样的遭遇，这样的遭遇如何影响了他的人格和性情！五十年代，台湾靠这一批人支撑危局，他们如果发疯了，那可怎麽办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总算列祖列宗英灵未泯，总算中华文化种子未死，总算坚百忍以图成的「领袖」身教言教，他们办案时有些行为令人髮指，可是总体来看，他们还算有节制，目的和手段之间还能分出本末体用，他们的罪恶本来可以更多。
三十年后浪前浪，我说今天在台湾做特务，他必须是第一流人才，他们干那一行都会出色，但是他们选择了第一志愿。我顺口举例把自己分析了一下，像我这样一块料，做人作文都比人家慢一拍，斗智毫无胜算，我的生理构造有「麻烦症候群」，体能很差，斗力是输家，别说是去当特务了，如果特务拿我做对象，也害他们浪费光阴，我实在不能为恶，不足为害，何况我已超过五十岁，常常觉得不耐烦，这表示我已停止成长，失去可塑性，今生一切都要到此为止了。
这样谈下去，无可避免有一天谈到党外的街头运动。我忍不住说，游行示威是群众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，他们那裡是造反？那裡就动摇了国本？土地是老百姓的，他们要站在上面叫一叫、跳一跳，何必一定把他们赶回家中关上门窗？当然，有些地方群众可以去，有些地方群众不能去，游行示威之前，照例有个组织发动的阶段，警备总部照例老早掌握了情况，这时可以透过中间人谈条件，游行示威由你，规矩范围由我，彼此约法三章，先小人后君子，那些民间领袖都有事业前途，参加示威的人都在安居乐业，他们并非亡命的暴民，几个人能赴汤蹈火？
我忍不住说，从一九四六年起，我就看见「咱们国民党」犯一个错误，拿群众当敌人，双方断绝一切管道，静等着拉弓放箭。军队只受过作战训练，没受过镇暴训练，以作战的方式镇暴，反应过当，破坏太大。现在政府要立刻派人到美国考察学习，把他们镇暴的观念方法和装备搬来，重新训练治安部队，赶上时代。（后来新闻报导说，政府派人到美国考察去了。）
这样谈下去，有一天我忍不住讲了一个故事，我说有一个人患了重病，送进医院，经过长期疗养，精神渐渐恢復，他对医生对护士的不满也天天增加，终于有一天，他躺在病床上，看见医生进门，抓起药瓶向医生投去，医生急忙躲闪，药瓶在门上撞碎了。护士大惊而医生大喜，他说这一掷力道不小，可见病人的体力恢復，也可见我的治疗完全奏效。
国民党人总是说，两位蒋总统治理台湾，尽心尽力，他们在大陆上从没对任何一省的人这样好，即使是浙江省，因此党人认为台湾人应该听话，这种想法太陈旧了。人性複杂幽深，因果关係岂是如此简单，何况现在已非「崇功报德」的时代，公认人民大众有权利喜新厌旧，反復无常，政治家为而不有，随时可以被遗忘，被曲解，被替代，他要从政就得「牺牲享受，享受牺牲」，悲天悯人，为苍生作奉献，老天爷给他的报偿，只是汉明威笔下那一付鱼骨头，也就是一页青史。
如果用专政暴力捍卫政权呢，咳，我说那倒是一个办法，可惜我们都老了，没有力气提起步枪冲上去，咳，我们的儿女也都不听话，政治信念不能遗传。我说「服食求长生，多为药所误」，南韩李起鹏辣手铁腕，咱们望尘莫及，最后王朝倾复，李起鹏命令一家五口在客厅集合，他亲自开枪杀死妻子儿女，然后自杀，咳，我狠狠的说了一句：「咱们也没那个种」！
回想起来，我当时也失去了控制，但是他们爱听，显然还有更多的期待，长日漫漫，独立、联俄、两岸谈判、一一见肺见肝。我每次赴约都像教授上课或者像被告出庭，你得准备一些「说法」填塞时间，我不能缺席，不能沉默，因为我心中有贪有痴，我的出国手续已办到最后一步，等待出境许可，如果拿不到出境証，前功尽弃，拿到了出境証，那才是画龙点睛，我如果託任何人关说疏通，那就是「着相」，我从未把这个话题提上餐桌，他们也没任何人问我，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心上压着这麽一块石头，看我怎样搬开。我相信每次餐会以后，他们写回去的报告一定影响最后的判决，我只能顺着他们的需求诚实「招供」，讨好他们的上司，为我出境涂抹滑润剂。
他们几次把话题引到蒋经国传位的问题，看样子我若想走开，对这个话题就没法避开。我那时还能喝几杯陈年绍兴，黄汤下肚，舌片微麻，好，那就担当最大的风险，吐出「酒后真言」。那时盛传「蒋经国培植蒋孝武继位接班」，我断言蒋家第三代不宜再执政了，因为人民会厌倦，从头算起，祖父在位三十二年，父亲将要在位十二年，父子相承可能四十五年，孙辈是难以为继了！
蒋介石总统连任五次，人民大众已经流露了幽默感，民间笑谈，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蒋中正，第二任总统于右任（我又来担任），第三任总统吴三连（吾第三次连任），第四任总统赵丽莲（照例连任），第五任总统任百年（做总统一直做到死）。我说民间称中山先生为国父，称蒋公为「国兄」，称蒋经国为「国姪」，称蒋孝武为「国孙」，讽嘲之情溢于言表，第三代接班？大众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
我把蒋经国的才干度量谋略统驭大大称颂一番，我说当初那些跟他争位的人，吴国桢，陈诚，孙立人，周至柔，谁也都要差他一截。我甚至说，他有些地方比他的老太爷更杰出，他一样可以完成北伐抗战那样的大业，只是没有那样的机会罢了。那时数当代人物，没人敢说蒋介石位居第二，但是如果说他的儿子比他更好，我想是安全的，人人知道蒋经国很想走出他父亲的盛名笼罩，自创新局，他提出「大有为」的口号，台湾的篆刻家每人刻了一方印章献给他，印文全是「大有为」，联合开了一次展览。（这些印章现在不知落到郁裡去了）
我说诗人书法家于还素写过一副对联：「一身是胆终非虎，万里无云欲化龙。」大家认为写出蒋经国的局限，上一句说他主观条件不足，下一句说他客观环境不利，但是我说，经国先生现在还有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，足以使他绕过蒋介石这座大山，站进历史舞臺的强区，他可以解严，恢復平时状态，建立民主制度。
民主似乎是一个可怕的名词，国民党将因此失去政权。执政党要尽力延长执政的时间，那是理所当然，但是我说，你可以先用民主制度维持政权，一旦行到水穷处，你就在民主制度中坐看云起时，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权。我说专制并不能使你永远握有政权，想想中国历代王朝「失国」，都与民主无关，结局如何悲惨！得国不易，失国更难，我特别一个字一个字的说：民主制度最大的用处，就是解决如何「失国」。
我发表了我受党化教育的独门心得，我说依照中山先生的设计，国民党最后要还政于民，这是三民主义的中国特色，如果抽去这个核心价值，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就和苏共中共很难区分。有人说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是假的，在警备司令看来它可以是假的，在中山先生它应该是真的，蒋公一直在这条路上走，他死在半路上，谁能断言他是假？我说历史发展到这一步，全看经国先生怎麽做，如果他建立民主体制，让人民投票选择政府，大家都是真的，中山先生的理想终于实现，蒋公的人格浑然完整，经国先生的历史地位也巍然确立。
一九五○年，中共宣佈全面「解放」中国大陆，我在台北听到一则口传的掌故。当年国民党联俄容共，进行北伐，消灭了军阀割据，国民党内部有一群人主张吸收马列主义，遵从苏联领导，推行共产制度，倘若那样，国民党就是中国共产党，「马列史毛」会写成「马列史蒋」，那样就不会有国共内战，国民党一直稳坐江山，也不致于偏安台湾了。怪只怪党国元老戴传贤，他痛哭流涕向蒋公进谏，请蒋公一定要到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」这边排队，这才受到时代潮流的淘汰。这种思想也随着国民党人来到台湾，有人主张亡羊补牢，知过必改，毛泽东怎样统治大陆，咱们也照样统治台湾。……我说你想想这是多麽可怕的声音，如果真的这样办了，今后国民党留给「台湾人」的是多麽残酷的一架机器，在那架机器操作之下，咱们一小撮「外省人」怎麽活，你如果留下的是民主制度，这四百万人是一个很大的「压力团体」，它有运作的空间，咱们子子孙孙都可以在台湾立足。……..
我说了一个小时，没人反问，没人打岔，没人咳嗽，没人动筷子，大厅内静如广播电臺的发音室，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朋友，右手插进西装裡抚摩左胸，好像心血管有点小毛病，我想他是操作衣袋裡的袖珍录音机。我说完了，他们也没有任何评论，没有一句回应，任我如此这般放肆一番，好像与他们毫不相干。我究竟闯了大祸还是立了大功，一时茫然。
时间近了，我也辞穷了，我对他们说，我本是内战的残魂剩魄，来到国民党的残山剩水，吃资本家的残茶剩饭，三十年来看遍多少人为党国牺牲，也看遍多少人使党国为他牺牲，党国左手来右手去，以不足奉有馀，我们是各有因缘莫羡人，纵然下台一条虫，我也是益虫，不做害虫，我们依然支持国民党，只有在国民党治下我才有做一条益虫的可能。（我这算是澈底交心了，你们饶了我吧！）
也许有关係，也许没关係，我领到出境証。
我在出入境管理处门口遇见一个熟人，他问我来做甚麽，我举起手中那张纸：「我来领贞节牌坊」。一时又是喜悦，又是辛酸，好像很充实，又像很空虚，台湾混了三十年，患得患失为了这张纸，也太没出息了。
回到家，我拿起电话，几乎想告诉果老，把西东大学的聘函退了，可是我还是打给旅行社买了机票。
时维一九七八年九月，起飞那天清早，定期聚餐的那五个朋友中间的一位请我吃早点，松山飞机场旁边开了一家观光级的豆浆店，精致雅洁。我们在那裡坐定，他举起茶杯对我说：「我代表本单位给你送行，你可以出国。」好像出境証还不算数似的。他们从来无人表露另一种身份，突如其来我吃了一惊，立刻想起三国演义「闻雷失筯」，我说「怎麽冒出来一个本单位，你吓了我一跳！」
我想起来治安当局花样多，我认识聋盲学校的一位教师，她曾把我的＜开放的人生＞译成点字当做教材，她出国的故事那才叫精采，人已经坐在飞机裡，又被广播器叫下来，没收了出境証和护照，治安人员欲擒故纵，只是要观察她拿到出境証以后的一言一行。
飞机平稳滑行，忽然窗框歪斜，圆山大饭店缩小成模型，机身转弯，我看见隐隐山峰水气淋漓，有如米芾的画。我觉得肚脐好痛，像是拉断了脐带，然后就是云天万里。「你可以出国」，那位朋友没骗我，感谢同桌共餐的五位朋友，我想他们帮了忙，我更钦佩沈之岳局长，他老成谋国，大开大阖。
我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湾宝岛，七月，澎湖即发生「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」冤案，那是对我的当头棒喝，也是对所有的外省人一个下马威。当 年中共席捲大陆，人心浮动，蒋介石自称「我无死所」，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，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， 一件「二二八」事件慑伏了本省人，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伏了外省人，就这个意义来说，两案可以相提并论。
烟台联中冤案尤其使山东人痛苦，历经五○年代、六○年代进入七○年代，山东人一律「失语」，和本省人之于「二二八」相同。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「八 千子弟」中的一个分子，我们也从不忍拿这段历史做谈话的材料。有一位山东籍的小说家对我说过，他几次想把冤案经过写成小说，只是念及「身家性命」无法落 笔，「每一次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无耻。」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。
编剧家赵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学生，他去世后，编剧家张文祥写文章悼念，谈到当年在澎湖被迫入伍，常有同学半夜失踪，「早晨起床时只见鞋子」，那 些都是强迫入伍后不甘心认命的学生，班长半夜把他装进麻袋丢进大海。这是我最早读到的记述。小说家张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，他的中篇小说〈海兮〉以山东流 亡学生在澎湖的遭遇为背景，奔放沉痛，「除了人名地名」以外，直言不讳。然后我读到周绍贤〈澎湖冤案始末〉、傅维宁〈一桩待雪的冤案〉、李春序 〈傅文沉冤待雪读后〉，直到〈烟台联中师生罹难纪要〉、张敏之夫人回忆录〈十字架上的校长〉，连人名地名都齐备了。
可怜往事从头说：内战后期，国军节节败退，山东流亡学生一万多人奔到广州，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德纯出面交涉，把这些青年交给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收容。 当时约定，让十六岁以下的孩子继续读书，十七岁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，天下有事投入战场，天下无事升班升学。当时，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湾澎湖当家作主的陈诚都批准这样安排。
一九四九年六月，学生分两批运往澎湖， 登轮者近八千人， 后来号称八千子弟。七月十三日，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，把年满十六岁的学生，连同年龄未满十六岁但身高合乎「标准」的学生，一律编入步兵团。学生举手呼 喊「要读书不要当兵」，士兵上前举起刺刀刺伤了两个学生，司令台前一片鲜血，另有士兵开枪射击，几个学生当场中弹。三十年后，我读到当年一位流亡学生的追述，他说枪声响起时，广场中几千学生对着国旗跪下来。这位作者使用「汴桥」做笔名，使我想起「汴水流，泗水流……恨到归时方始休」，可怜的孩子，他们捨死忘生追赶这面国旗，国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块布。
编兵一幕，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监督进行。流亡学校的总校长张敏之当面抗争，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动学生造反。李振清虽然是个大老粗，到底行军打仗升到将军，总学会了几手兵不厌诈，他居然对学生说：「你们都是我花钱买来当兵的！一个兵三块银元！」他这句话本来想分化学生和校长的关係，殊不知把 张敏之校长逼上十字架，当时学生六神无主，容易轻信谣言，这就是群众的弱点，英雄的悲哀，自来操纵群众玩弄群众的人才可以得到现实利益！为他们真诚服务却要忧谗畏讥。张敏之是个烈士，「烈士殉名」，他为了证明人格清白，粉身碎骨都不顾，只有与李振清公开决裂，决裂到底。
张敏之身陷澎湖，托人带信给台北的秦德纯，揭发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。咳，张校长虽然与中共斗争多年，竟不知道如何隐藏夹带一封密函，带信使者在澎湖码头上船的时候，卫兵从他口袋裡搜出信来，没收了。张敏之又派烟台联合中学的另一位校长邹鑑到台北求救，邹校长虽然也有与中共斗争的经验，沿途竟没有和「假想敌」捉迷藏，车到台中就被捕了。
最后，张敏之以他惊人的毅力，促使山东省政府派大员视察流亡学生安置的情形，教育厅长徐轶千是个好样的，他会同教育部人士来到澎湖。李振清矢口否认强迫未成年的学生入伍，徐厅长请李振清集合编入军伍的学生见面，李无法拒绝，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带到海边拾贝壳。徐轶千告诉参加大集合的学生， 「凡是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学生站出来，回到学校去读书！」队伍中虽然还有幼年兵，谁也不敢出头乱动。张敏之动了感情，他问学生：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读书吗？ 现在为什麽不站出来？徐厅长在这裡，教育部的长官也在这裡，你们怕什麽？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，你们错过了这个机会，再也没有下一次了！行列中有十几个孩子 受到鼓励，这才冒险出列。李振清的谎言拆穿了。后来办案人员对张敏之罗织罪名，把这件事说成煽动学生意图製造暴乱，张校长有一把摺扇，他在扇上亲笔题字， 写的是「穷则独搧其身，达则兼搧天下」，这两句题词也成了「煽动」的证据。
徐轶千对张敏之说：「救出来一个算一个，事已至此，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！」澎湖防卫司令部认为此事难以善了，于是着手「做案」，这个「做」字是肃谍专家的内部术语，他们常说某一个案子「做」得漂亮，某一个案子没有「做」好。做案如做文章，先要立意，那就是烟臺联中有一个庞大的匪谍组织，鼓动山东流亡学生破坏建军。立意之后蒐集材料，蒐集材料由下层着手，下层人员容易屈服。那时候办「匪谍」大案都是自下而上，一层一层株连。
做案如作文，有了材料便要布局。
办案人员逮捕了一百多个学生（有数字说涉案师生共一百零五人）疲劳审问，从中选出可用的讯息，使这些讯息发酵、变质、走味，成为罪行。办案人员锁定 其中五个学生，按照各人的才能、仪表、性格，强迫他们分担罪名，那作文成绩优良的，负责为中共作文字宣传；那强壮率直的，参与中共指挥的暴动；那文弱的， 觉悟悔改自动招供。于是这五个学生都成了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分团长。
每一个分团当然都有团员，五个分团长自己思量谁可以做他的团员，如果实在想不出来，办案人员手中有「情报资料」，可以提供名单，证据呢，那时办「匪 谍」，只要有人在办案人员写好的供词上盖下指纹，就是铁证如山。这麽大的一个组织，单凭五个中学生当然玩不转，他们必然有领导，于是张敏之成了中共胶东区执行委员，邹鑑成了中共烟台区市党部委员兼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主任。
办案人员何以能够心想事成呢？唯一的法术是酷刑，所以审判「匪谍」一定要用军事法庭祕密进行。澎湖军方办案人员花了四十天功夫，使用九种酷刑，像神创造天地一样，他说要有什麽就有了什麽。最后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，判定两位校长（张敏之、邹鑑）五名学生（刘永祥、张世能、谭茂基、明同乐、王光耀） 共同意图以非法方式颠复政府，各处死刑及褫夺公权终身。这一年， 张敏之四十三岁，邹鑑三十八岁。同案还有六十多名学生，押回澎湖以「新生队」名义管训，这些学生每人拿着一张油印的誓词照本宣读，声明脱离他从未加入过的 中共组织，宣誓仪式拍成新闻片，全省各大戏院放映，一生在矮簷下低头。当时保安司令是陈诚，副司令是彭孟缉。
那时候，军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，五千多名入伍的学生从此与世隔绝。还有两千四百多名学生（女生和十六岁以下的孩子），李振清总算为他们成立了一所子弟学校，继续施教，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。下一步，教育部在台中员林成立实验中学，使这些学生离开澎湖。
我是后知后觉，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凑出整个案情。我也曾是流亡学生，高堂老母寿终时不知我流落何处，我常常思念澎湖这一群流亡学生的生死祸福，如 同亲身感受。有一天我忽然触类旁通，「烟台联中匪谍案」不是司法产品，它是艺术产品，所有的材料都是「真」的，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却是「假」的，因为 「假」，所以能达到邪恶的目的，因为「真」，所以「读者」坠入其中不觉得假。狱成三年之后，江苏籍的国大代表谈明华先生有机会面见蒋介石总统，他义薄云天，代替他所了解、所佩服的张敏之申冤，蒋派张公度调查，张公度调阅案卷，结论是一切合法，没有破绽！酷刑之下，人人甘愿配合办事人员的构想，给自己捏造 一个身分，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分，有了身分自然有行为，各人再捏造行为，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，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，这个结构有在内在的逻辑，互补互依，自给自足。
今天谈论当年的「白色恐怖」应该分成两个层次：有人真的触犯了当时的禁令和法律，虽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当的，当时执法者和他们的上司还可以採取「纯法律观点」原谅自己，另外一个层次，像张敏之和邹鑑，他们并未触法（即使是恶法！），他们是教育家，为国家教育保护下一代，他们是国民党党员，尽力实现党的理想，那些国民政府的大员、国民党的权要，居然把这样的人杀了！虽有家属的申诉状，山东大老裴鸣宇的辨冤书，监察委员崔唯吾的保证书，一概置之不顾，他对自己的良心和子孙如何交代？我一直不能理解。难道他们是把这样的案子当做艺术品来欣赏？艺术欣赏的态度是不求甚解，别有会心，批准死刑犹如在节目单上圈选一个戏码，完全没有「绕室徬徨掷笔三歎」的必要。
他们当时杀人毫不迟疑，真相大白时又坚决拒绝为受害人平反。说到平反，冤案发生时，山东省主席秦德纯贵为国防部次长，邹鑑的亲戚张厉生是国民党中枢要员，都不敢出面过问，保安司令部「最后审判」时，同意两位山东籍的立法委员听审观察，两立委不敢出席。人人都怕那个「自下而上」的办案方式，军法当局可 以运用这个方式「祸延」任何跟他作对的人。独有一位老先生裴鸣宇，他是山东籍国大代表，曾经是山东省参议会的议长，他老人家始终奔走陈情，提出二十六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，指出判决书十四项错误，虽然案子还是这样判定了，还是执行了，还是多亏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献，使天下后世知道冤案之所以为冤，也给最 后迟来的平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裴老是山东的好父老，孙中山先生的好信徒。
本案「平反」，已是四十七年以后，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、葛雨琴接过正义火炬，更难得民进党立委谢聪敏慷慨参与，谢委员以致力为二二八受害人争公道受人景仰，胸襟广阔，推己及人。在这几位立委以前，也曾有侠肝义胆多次努力，得到的答复是「为国家留些颜面」！这句话表示他们承认当年暗无天日，仍然没有勇气面对光明，只为国家留颜面，不为国家留心肝。所谓国家颜面成了无情的面具，如果用这块面具做挡箭牌，一任其伤痕累累，正好应了什麽人说的一句话：爱国 是政治无赖汉最后的堡垒。
选文试读：（二）与特务共舞
一九七０年十一月，台北司法调查局逮捕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，十一天后，沉之岳局长约我见面。他很客气，我第一次正式见到第一层级的特务首长，二十年来，我一直处于细胞和外围份子的困扰之中，这一下子算是熬出了头！
这好像是一个很坏的开始，看起来我像是李荆荪案的关係人。他们注意我很久很久了，为甚麽让我在这样的时刻有这样一步发展呢，我忍不住要来个假设，我有「假设癖」，这些假设都无法求証，「无解」就是大幸。
消息灵通的人士说，李副总「进去」以后，调查人员提出一些人的名字，要他一一作出分析，某人的性格怎样，思想怎样，交游和言行怎样。荆公认为国民党只用奴才，不用人才，以致许多人「压在阴山背后」。谁才是人才呢，我在中广受荆公赏识，调查人员大概没有漏掉我的名字，荆公偏爱，大概把我称赞了一番，当时沉局长创造调查局的现代史，吸纳人才，大破大立，他也许想测验我的「底气」。
他问我对调查局现在的工作有甚麽意见，调查局以后应该怎样做，这是何等事，岂容游离于组织之外的一个文人妄议？我不敢回答。大约一个月之后，他的新闻联络室主任请我吃饭，一位年轻英俊的联络官陪同，馆子裡面有一个小小的房间，隔断杂音。联络官又把那两个问题提出来，我依然惶恐逊让。
我以为事情可以搪塞过去了。
又过了一些时候，广播圈裡的一位朋友到我家串门子，带来一瓶洋酒，我只好请他吃饭，时间地点都约好了。当天上午，他打电话来说，有两位朋友也想参加，希望我同意，我只有欢迎。进了舘子，才知道一共五个客人，都是同行中出类拔萃的份子，他们抢先付了帐，提出建议，以后每一个月或两个月聚会一次，轮流作东，这一次算他们发起，下一次轮到我，我只有答应。
他们在一家观光饭店裡找到一个甚麽厅，面积宽大，中午生意冷清，只有我们一桌，客人上菜以后，连服务生也不见了。他们非常客气，点菜一定要我点头，我说话的时候，大家一致静听。下一次约会定在甚麽时候？如果我说没有时间参加，他们延期，即使一延再延，也耐心等候。这个聚会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出国为止，他们都是中生代精英，有才能有背景，前程远大，那一个都比我强，怎麽会这样迁就？这叫做「不寻常的事」。
果然不寻常，有一天谈到我新买的房子，我说那一排公寓前院后院都没有围牆，住户想把前后的空地围起来，工程师说，依照建筑法规这样行不通，但是你们可以「违章」，管区警员负责举报违章，你们得先使他「没看见」。于是里长挨家收集红包，去找警员商量，大家惟恐碰钉子，里长回来报告「他收下了」，人人笑逐颜开，一排围牆立刻兴工完成。我说五十年代大家都穷，提起贪污咬牙切齿，现在七十年代老百姓有钱，行贿是一种乐趣，官员收贿是顺应民意。我说现在有人主张台湾要有反对党，其实反对党早就有了，「特种酒家」发挥反对党的功能，你在那裡满足官员的酒色之慾，可以改变许多事情。……那晓得几个星期以后，里长挨家拜访，他说管区警员神色慌张，上面来调查围牆的事了，住户要统一口径才好。…….
蒋经国有一篇文章，题目是＜风雨中的宁静＞，他描述山间一条瀑布奔腾而下，瀑布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洞窟，一对知更鸟在裡面做窝，几隻小鸟也孵出来了，瀑布看似凶脸，其实好像布帘一样保障了他们的安全，蒋经国如此比喻国际变局下的台湾。我说这个知更鸟的意象太小太柔了，那有中兴气象，我说想当年北伐完成，国民党中央颁布青年十二守则，党国元老戴传贤执笔写成「前言」，那是何等气势！说到这裡，我顺口「秀」了一下我受的党国教育，我立即把守则前言背诵出来：
总理立承先啓后救国救民之大志，创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宏规，领导国民革命，兴中华，建民国。于今全国同胞皆能一德一心共承遗教者，斯乃我总理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化，亦即中国列祖列宗天下为公大道大德之所感。今革命基础大立，革命主义大行，………
你看这段话裡有多少「大」，真是大气磅礡，大义凛然，大智大勇，大破大立，你看那时候的国民党多有志气，多有信心，当年的大鹏现在怎麽变成了知更鸟！没过多久，蒋经国提出施政的大原则，他要「开大门，走大路，当大任，成大事」。
我一看，这是怎麽了，莫非他们改变了做法，停止「引蛇出洞」，开始吹箫引凤，言者无罪，集大下之智为己智，可能吗？我已骑虎难下，每次聚会，五架「窃听器」当面打开，我必须表示坦诚。我想了又想，多年来一隻笔在手，总希望那一篇那一段那一句能影响当道，帮他们多积一粒沙那麽小的德，提醒他们，少造一粒沙那麽大的业，因果微妙，难测寸心，怎知得失！现在有这麽一个明显有效的管道，我很难抗拒它的诱惑。
我决心继续探险。我说高雄附近有个地方叫「覆金鼎」，金鼎象徵江山政权，上面怎可加上一个「覆」字？不久，蒋经国南巡，他和当地父老闲话风土，轻描淡写提了一句，覆金鼎可以改成「金鼎」。
我说红包象徵吉祥，送红包收红包都习以为常，如果政府向习俗挑战，最好在官文书中给红包改个名字，让它象徵罪恶或耻辱。于是蒋经国跟记者们闲谈的时候说，红包要改称「臭包」。
谈到买房子，我说银行的房屋贷款限八年分期还清，这种规定向人民大众传递甚麽样的讯息？政府对将来有没有信心，难道台湾只有八年安定繁荣？如果八年以后中共佔领台湾，你留着那些钱干甚麽？给中共接收？我说房屋贷款的期限应该放宽为二十年三十年，向欧美看齐，政府更要在国计民生方面强调长程计画，外商投资来盖大楼，合作计画说五十年以后怎样，七十年以后怎样，媒体报导要从这些地方着眼，大楼开工、施工、竣工、启用，大众要从电视新闻看见这些画面。我出国前，这两件事都实现了，我出国后，新闻局推出一句口号：「明天会更好」。
我一面跟这些朋友例行餐叙，同时我跟调查局的关係也继续发展，沈局长对我说，外界一向觉得调查局很神祕，其实调查局是堂堂正正的司法机关，除了工作机密，没有不可告人之处，他已经把设在新店的调查局本部变成青年学生旅行参观的一站，他也想使用传播媒体为调查局做些宣传，这是新闻联络室的业务，希望我从旁襄助。
后来那位年轻英俊的联络官送些文件给我看，大概是调查局的简介和过去发佈的新闻稿之类，我说这样写已经很好，局长还想怎样改变呢？联络官说局长希望这些文件能提高文学水准，我说局本部发佈的文稿不能太「文学」，文字修辞容易造成误解，我说文学应该是作家作出来的第二手传播，「二手传播」一词于焉产生。
后来联络官说，局长想拍一部纪录片，对外报导调查员训练成长的过程，由训练的内容延申，显示调查局的任务和工作方法，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，看了这部纪录片以后，可以知道调查局完全现代化了，这是一条光明大道，沉局长希望我能担任「编剧」。他们已做了一些准备工作，看过新闻局拍製的纪录片，其中有我参与。
纪录片由这位年轻的联络官担任导演，他文质彬彬，敏捷而含蓄，有学士学位，可说是新型调查员的代表，新闻界对他很有好感。为了编写脚本，我和他多次见面，得到许多指教。拍片期间，沈局长三次召我谈话，先是指示剧本的重点，第二次他提出一个问题，这部片子要不要有他的镜头？他想知道我这个外人的看法。第三次是陪他看毛片，这次经验很特殊。
地点在某处的製片厰，凡是製片厰，大概都在比较偏僻的地方，那条街我从未到过，我坐调查局派来的车子前往，车到街口我们下车步行，两旁都是台式楼房，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调查员凭窗下看，手裡拿着无线电话，好像向下一站通报我们的行踪。然后我们登上一栋二楼，房子很破。裡面有灯有座，像小型剧场。接待人员指定我坐在第二排第二个座位，等了一会。灯光熄灭，一个黑影走进来，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位子上，他是沈局长，这时另一个黑影突然坐在我的身旁，也就是沈局长的后面，他是一位调查员，然后是放映影片。
片子拍得很好，一流的专业水准，时间超过一个半小时，似乎太长。节奏也稍欠灵活。后来导演向我解释，这是因为各部门都要有些镜头辑入，无法照剪接的要求取捨。我知道我还有机会对着画面修改旁白，没有用心细看。放映完毕，灯光未亮，沉局长起身离去，坐在我身旁的调查员紧随其后。局长下楼以后，全场恢復照明，谁也没说一句话，我坐原车回家，一路上想：「伺候沈局长可真不容易啊」！
这部纪录片的用处很多，在调查员训练班，这是一页教材，在局本、这是款待参观人士的一个项目，在各地调查站，这是一件文宣，片头字幕有我的名字，我一度惹人另眼相看，处处沾光，不过我离开台湾的日子近了。
那时美国推行「双语教育」，新移民的孩子不懂英文，学校得先用他的母语教他，这样中国孩子就需要中文教材和师资。新泽西州「西东大学」承联邦政府委托，成立「双语教程发展中心」，远东研究院院长杨觉勇博士主持，他到台北物色一名中文编辑，小说家、画家王蓝介绍了我。王蓝字果之，此时已尊为「果老」。
那时流行的说法，「人生有三恨」：一恨抗战八年没到过重庆，二恨胜利復员没到过北京，三恨反共抗俄没到过美国，我已三恨有其二，很想有一点弥补，我动了心。
人生果然如戏剧，许多线索平行发展而又相互缠绕。沈局长约集新闻工作者茶话，我也去了，他邀人不少，大半是採访主任这一层次的从业员，会场也没有甚麽形式。局长闲话家常，谈笑风生，显示他的风趣和平易，他用「漫谈」的方式而自有重点，他强调（现在）调查局问案绝对没有「刑求」（用刑逼供），科学办案，一切讲証据，根本用不着刑求。他也一再说，有人认为调查局是个「黑店」，进来以后再也休想走出去，这些人大错特错，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可以自由辞职，有些新进调查员还得到辅导转业。
各报都根据沈局长的谈话发佈了消息。我并不是採访新闻的记者，他也要我亲耳听见，必有用意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新闻连络室主任打电话来，调查局这一届新进调查员的训练快结业了，他问我有没有时间参加他们的结业旅行。
他已经问我过三次了。我久闻沈局长彷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风格改造调查局，新进调查员一律是大学毕业的青年，仪表足以与外交官和空军飞行官相比，必须品行端正，教养良好，志趣高尚，训练中发现瑕疵随时淘汰，训练的课程聘请第一流学者担任，这个样子的调查局是蒋经国时代的新风景，新希望，有缘一见也是眼福，他第一次问我的时候，我没有考虑，随口答应。
他第二次再问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，这一趟结业旅行为甚麽邀我参加？这些新锐将来难免担任祕密任务，我何必去看见他们？结业旅行由局长率领，第一级主管全部参加，我一路上要受多少拘束？这些念头一一闪过，只因为已经答应了邀请，难以反悔，还是说了一声「好」。
第三次再问，我的想法就複杂了，这样一件事为甚麽要问我三次？他们岂是健忘之人？我想起修女出家，教会给她一段时间慎重考虑，前后三次问她是否改变主意，三诺之后，百年定矣，再想退出，就是叛教。我正在做出国的大梦，那时出境条件严苛，手续繁複，一根线都能把你当蚂蚱拴住，我好容易从中广退休，好容易把幼狮文化公司的职位还给痖弦，老牛过窗櫺，全仗一身乾淨，倘若再结尘缘，又是飞絮沾泥，我立刻婉转辞谢了。
申请出国的人要经过安全调查，我得找个机会说出我对特务机构的看法，争取他们的了解，这时，我们那个特殊的餐会对我非常重要。我一再拿特务当做话题，在我们那个餐桌上，这个话题太敏感了，同席的人显然没料到我敢碰，我已决心孤注一掷，神色泰然，笼中鸟要唱歌，听歌的人也许在笼子上加一把锁，也许打开笼门让我飞，我的话似褒似眨，由他们领受，得马失马，靠我的运气。
我陆陆续续说了许多话，总而言之，特务好比外科医生，手中有刀，手术台上没有细菌，没人喜欢外科医生，但是每一家医院都必须设置外科。有一个年轻人问他的父亲，你当初为甚麽要做外科医生，手有鲜血，面无表情，眼科有多好，端庄斯文，轻巧细腻，心脏科有多好，结识一大群董事长总经理，增加对社会的影响力，我不知那位父亲是怎样回答的，我想最好的答案是、人类需要外科医生，而且需要最好的外科医生。
我不客气的说，当年特务素质很低，社会的观感是、一个人甚麽都不能做才去做特务，这些人好比文革时期的赤脚医生，医疗失误罄竹难书，但是也勉强维持了公众的健康。
我不客气的说，他们多少人受过日本特务的苦刑拷打，几番死去活来，多少人被中共特务追捕，三九寒天，山林荒野中昼伏夜出，留下终身痼疾，多少人中共枪杀了他的父亲，把他的妻子儿女发配到边疆开荒，这是甚麽样的遭遇，这样的遭遇如何影响了他的人格和性情！五十年代，台湾靠这一批人支撑危局，他们如果发疯了，那可怎麽办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总算列祖列宗英灵未泯，总算中华文化种子未死，总算坚百忍以图成的「领袖」身教言教，他们办案时有些行为令人髮指，可是总体来看，他们还算有节制，目的和手段之间还能分出本末体用，他们的罪恶本来可以更多。
三十年后浪前浪，我说今天在台湾做特务，他必须是第一流人才，他们干那一行都会出色，但是他们选择了第一志愿。我顺口举例把自己分析了一下，像我这样一块料，做人作文都比人家慢一拍，斗智毫无胜算，我的生理构造有「麻烦症候群」，体能很差，斗力是输家，别说是去当特务了，如果特务拿我做对象，也害他们浪费光阴，我实在不能为恶，不足为害，何况我已超过五十岁，常常觉得不耐烦，这表示我已停止成长，失去可塑性，今生一切都要到此为止了。
这样谈下去，无可避免有一天谈到党外的街头运动。我忍不住说，游行示威是群众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，他们那裡是造反？那裡就动摇了国本？土地是老百姓的，他们要站在上面叫一叫、跳一跳，何必一定把他们赶回家中关上门窗？当然，有些地方群众可以去，有些地方群众不能去，游行示威之前，照例有个组织发动的阶段，警备总部照例老早掌握了情况，这时可以透过中间人谈条件，游行示威由你，规矩范围由我，彼此约法三章，先小人后君子，那些民间领袖都有事业前途，参加示威的人都在安居乐业，他们并非亡命的暴民，几个人能赴汤蹈火？
我忍不住说，从一九四六年起，我就看见「咱们国民党」犯一个错误，拿群众当敌人，双方断绝一切管道，静等着拉弓放箭。军队只受过作战训练，没受过镇暴训练，以作战的方式镇暴，反应过当，破坏太大。现在政府要立刻派人到美国考察学习，把他们镇暴的观念方法和装备搬来，重新训练治安部队，赶上时代。（后来新闻报导说，政府派人到美国考察去了。）
这样谈下去，有一天我忍不住讲了一个故事，我说有一个人患了重病，送进医院，经过长期疗养，精神渐渐恢復，他对医生对护士的不满也天天增加，终于有一天，他躺在病床上，看见医生进门，抓起药瓶向医生投去，医生急忙躲闪，药瓶在门上撞碎了。护士大惊而医生大喜，他说这一掷力道不小，可见病人的体力恢復，也可见我的治疗完全奏效。
国民党人总是说，两位蒋总统治理台湾，尽心尽力，他们在大陆上从没对任何一省的人这样好，即使是浙江省，因此党人认为台湾人应该听话，这种想法太陈旧了。人性複杂幽深，因果关係岂是如此简单，何况现在已非「崇功报德」的时代，公认人民大众有权利喜新厌旧，反復无常，政治家为而不有，随时可以被遗忘，被曲解，被替代，他要从政就得「牺牲享受，享受牺牲」，悲天悯人，为苍生作奉献，老天爷给他的报偿，只是汉明威笔下那一付鱼骨头，也就是一页青史。
如果用专政暴力捍卫政权呢，咳，我说那倒是一个办法，可惜我们都老了，没有力气提起步枪冲上去，咳，我们的儿女也都不听话，政治信念不能遗传。我说「服食求长生，多为药所误」，南韩李起鹏辣手铁腕，咱们望尘莫及，最后王朝倾复，李起鹏命令一家五口在客厅集合，他亲自开枪杀死妻子儿女，然后自杀，咳，我狠狠的说了一句：「咱们也没那个种」！
回想起来，我当时也失去了控制，但是他们爱听，显然还有更多的期待，长日漫漫，独立、联俄、两岸谈判、一一见肺见肝。我每次赴约都像教授上课或者像被告出庭，你得准备一些「说法」填塞时间，我不能缺席，不能沉默，因为我心中有贪有痴，我的出国手续已办到最后一步，等待出境许可，如果拿不到出境証，前功尽弃，拿到了出境証，那才是画龙点睛，我如果託任何人关说疏通，那就是「着相」，我从未把这个话题提上餐桌，他们也没任何人问我，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心上压着这麽一块石头，看我怎样搬开。我相信每次餐会以后，他们写回去的报告一定影响最后的判决，我只能顺着他们的需求诚实「招供」，讨好他们的上司，为我出境涂抹滑润剂。
他们几次把话题引到蒋经国传位的问题，看样子我若想走开，对这个话题就没法避开。我那时还能喝几杯陈年绍兴，黄汤下肚，舌片微麻，好，那就担当最大的风险，吐出「酒后真言」。那时盛传「蒋经国培植蒋孝武继位接班」，我断言蒋家第三代不宜再执政了，因为人民会厌倦，从头算起，祖父在位三十二年，父亲将要在位十二年，父子相承可能四十五年，孙辈是难以为继了！
蒋介石总统连任五次，人民大众已经流露了幽默感，民间笑谈，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蒋中正，第二任总统于右任（我又来担任），第三任总统吴三连（吾第三次连任），第四任总统赵丽莲（照例连任），第五任总统任百年（做总统一直做到死）。我说民间称中山先生为国父，称蒋公为「国兄」，称蒋经国为「国姪」，称蒋孝武为「国孙」，讽嘲之情溢于言表，第三代接班？大众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
我把蒋经国的才干度量谋略统驭大大称颂一番，我说当初那些跟他争位的人，吴国桢，陈诚，孙立人，周至柔，谁也都要差他一截。我甚至说，他有些地方比他的老太爷更杰出，他一样可以完成北伐抗战那样的大业，只是没有那样的机会罢了。那时数当代人物，没人敢说蒋介石位居第二，但是如果说他的儿子比他更好，我想是安全的，人人知道蒋经国很想走出他父亲的盛名笼罩，自创新局，他提出「大有为」的口号，台湾的篆刻家每人刻了一方印章献给他，印文全是「大有为」，联合开了一次展览。（这些印章现在不知落到郁裡去了）
我说诗人书法家于还素写过一副对联：「一身是胆终非虎，万里无云欲化龙。」大家认为写出蒋经国的局限，上一句说他主观条件不足，下一句说他客观环境不利，但是我说，经国先生现在还有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，足以使他绕过蒋介石这座大山，站进历史舞臺的强区，他可以解严，恢復平时状态，建立民主制度。
民主似乎是一个可怕的名词，国民党将因此失去政权。执政党要尽力延长执政的时间，那是理所当然，但是我说，你可以先用民主制度维持政权，一旦行到水穷处，你就在民主制度中坐看云起时，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权。我说专制并不能使你永远握有政权，想想中国历代王朝「失国」，都与民主无关，结局如何悲惨！得国不易，失国更难，我特别一个字一个字的说：民主制度最大的用处，就是解决如何「失国」。
我发表了我受党化教育的独门心得，我说依照中山先生的设计，国民党最后要还政于民，这是三民主义的中国特色，如果抽去这个核心价值，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就和苏共中共很难区分。有人说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是假的，在警备司令看来它可以是假的，在中山先生它应该是真的，蒋公一直在这条路上走，他死在半路上，谁能断言他是假？我说历史发展到这一步，全看经国先生怎麽做，如果他建立民主体制，让人民投票选择政府，大家都是真的，中山先生的理想终于实现，蒋公的人格浑然完整，经国先生的历史地位也巍然确立。
一九五○年，中共宣佈全面「解放」中国大陆，我在台北听到一则口传的掌故。当年国民党联俄容共，进行北伐，消灭了军阀割据，国民党内部有一群人主张吸收马列主义，遵从苏联领导，推行共产制度，倘若那样，国民党就是中国共产党，「马列史毛」会写成「马列史蒋」，那样就不会有国共内战，国民党一直稳坐江山，也不致于偏安台湾了。怪只怪党国元老戴传贤，他痛哭流涕向蒋公进谏，请蒋公一定要到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」这边排队，这才受到时代潮流的淘汰。这种思想也随着国民党人来到台湾，有人主张亡羊补牢，知过必改，毛泽东怎样统治大陆，咱们也照样统治台湾。……我说你想想这是多麽可怕的声音，如果真的这样办了，今后国民党留给「台湾人」的是多麽残酷的一架机器，在那架机器操作之下，咱们一小撮「外省人」怎麽活，你如果留下的是民主制度，这四百万人是一个很大的「压力团体」，它有运作的空间，咱们子子孙孙都可以在台湾立足。……..
我说了一个小时，没人反问，没人打岔，没人咳嗽，没人动筷子，大厅内静如广播电臺的发音室，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朋友，右手插进西装裡抚摩左胸，好像心血管有点小毛病，我想他是操作衣袋裡的袖珍录音机。我说完了，他们也没有任何评论，没有一句回应，任我如此这般放肆一番，好像与他们毫不相干。我究竟闯了大祸还是立了大功，一时茫然。
时间近了，我也辞穷了，我对他们说，我本是内战的残魂剩魄，来到国民党的残山剩水，吃资本家的残茶剩饭，三十年来看遍多少人为党国牺牲，也看遍多少人使党国为他牺牲，党国左手来右手去，以不足奉有馀，我们是各有因缘莫羡人，纵然下台一条虫，我也是益虫，不做害虫，我们依然支持国民党，只有在国民党治下我才有做一条益虫的可能。（我这算是澈底交心了，你们饶了我吧！）
也许有关係，也许没关係，我领到出境証。
我在出入境管理处门口遇见一个熟人，他问我来做甚麽，我举起手中那张纸：「我来领贞节牌坊」。一时又是喜悦，又是辛酸，好像很充实，又像很空虚，台湾混了三十年，患得患失为了这张纸，也太没出息了。
回到家，我拿起电话，几乎想告诉果老，把西东大学的聘函退了，可是我还是打给旅行社买了机票。
时维一九七八年九月，起飞那天清早，定期聚餐的那五个朋友中间的一位请我吃早点，松山飞机场旁边开了一家观光级的豆浆店，精致雅洁。我们在那裡坐定，他举起茶杯对我说：「我代表本单位给你送行，你可以出国。」好像出境証还不算数似的。他们从来无人表露另一种身份，突如其来我吃了一惊，立刻想起三国演义「闻雷失筯」，我说「怎麽冒出来一个本单位，你吓了我一跳！」
我想起来治安当局花样多，我认识聋盲学校的一位教师，她曾把我的＜开放的人生＞译成点字当做教材，她出国的故事那才叫精采，人已经坐在飞机裡，又被广播器叫下来，没收了出境証和护照，治安人员欲擒故纵，只是要观察她拿到出境証以后的一言一行。
飞机平稳滑行，忽然窗框歪斜，圆山大饭店缩小成模型，机身转弯，我看见隐隐山峰水气淋漓，有如米芾的画。我觉得肚脐好痛，像是拉断了脐带，然后就是云天万里。「你可以出国」，那位朋友没骗我，感谢同桌共餐的五位朋友，我想他们帮了忙，我更钦佩沈之岳局长，他老成谋国，大开大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