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山奪路 (繁體字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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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發行: 台北三民書局
出版年: 2018 (2018年 5月初版)
總頁數: 480
ISBN 978-986-387-229-0
內容簡介 (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):
中國在八年對日抗戰之後,接著是四年國共內戰。<關山奪路>一書就是作者王鼎鈞在內戰中的遭遇。那時萬民流離失所,王鼎鈞從軍覓食,在中國大陸奔馳六千七百英里,經歷了國民政府的憲兵訓練,東北接受,平津會戰,解放軍戰俘營拘禁,京滬撤退,在大場面中掇拾小故事,以「冰山理論」從小故事見大局變化和眾生苦難。全書各章中作者獨得之逸聞、軼事、掌故無數,以作者之突困求生為主線一以貫之,作者稱之為串珠式寫法,對讀者非常有吸引力。論者認為「此書氣勢奔騰澎湃,與歷史大江的節奏相應。」「對熟知的事件有非常新鮮的感覺,重新認識歷史。」史家認為此書「以細節為史籍作補充,堪稱庶民歷史的典範之作」。教育界人士建議現時的年輕人一讀此書,了解他們的父兄一代。
出版年: 2018 (2018年 5月初版)
總頁數: 480
ISBN 978-986-387-229-0
內容簡介 (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):
中國在八年對日抗戰之後,接著是四年國共內戰。<關山奪路>一書就是作者王鼎鈞在內戰中的遭遇。那時萬民流離失所,王鼎鈞從軍覓食,在中國大陸奔馳六千七百英里,經歷了國民政府的憲兵訓練,東北接受,平津會戰,解放軍戰俘營拘禁,京滬撤退,在大場面中掇拾小故事,以「冰山理論」從小故事見大局變化和眾生苦難。全書各章中作者獨得之逸聞、軼事、掌故無數,以作者之突困求生為主線一以貫之,作者稱之為串珠式寫法,對讀者非常有吸引力。論者認為「此書氣勢奔騰澎湃,與歷史大江的節奏相應。」「對熟知的事件有非常新鮮的感覺,重新認識歷史。」史家認為此書「以細節為史籍作補充,堪稱庶民歷史的典範之作」。教育界人士建議現時的年輕人一讀此書,了解他們的父兄一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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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文試讀:(一)我所看到的日俘日僑
抗戰勝利,日本軍人繳械投降,叫做日俘,住在中國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僑,中國政府設立了一個機構管理他們,這個機構的名稱,今人說法分歧,我記得我看見的招牌是「日僑俘管理處」。僑俘兩個字破例密接,印象深刻。
那時「中國本部」(不包括東北和台灣)有日俘一百二十八萬三千多人,日僑約八十萬人,中國政府要把他們送回日本,當時稱為「遣俘」和「遣僑」。那時「中國本部」使用廣州、上海、秦皇島、青島等十三個港口進行遣送工作,上海最受重用,資料顯示,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萬人,日僑約六十萬人。我們逗留京滬時,遣送工作還沒有結束。
國際通例,戰勝國有權使用戰俘的勞力。我們到南京時,看見日俘正在揮汗修路,上海江灣新建的機場尚未修好,仍由日俘繼續施工。多年後,美國好來塢拍了一部有名的電影:「桂河大橋」,演出英軍戰俘修橋的故事。雖然是做了俘虜,為敵人修橋,那個英軍上校還是很興奮,他說,身為軍人,一生做的都是破壞工作,難得有機會建設,他一定要督率部下,提高工程水平。日軍攻打中國,一槍一個洞,一彈一個坑,留下無數斷橋殘壁,徵用他們出力建設,也是一種教育。
有一天,我去看他們修路,皇軍一變而為苦力,也是千載難逢的景觀。那時機械器材缺乏,修路還是靠鍬和鎬,他們挖過許多戰壕掩體,操作十分熟練。動作比較慢,似乎不甘心?但是一鍬一鎬下去很確實,不敷衍了事,也沒看見有人擅自休息走動或抽菸喝水。軍官帶隊督工,工地狹長,他不停的走動察看。盟軍規定,日俘遇見戰勝國的軍人,不論對方階級高低,都要敬禮,而對方不必還禮。(這是長官惟一叮囑過的注意事項。)乖乖,他向我敬禮的時候,我還真覺得如在夢中。下次再去,我到馬路對面遠遠的看,躲著他。連上有個班長,他每天故意走過工地,每天享受一個敬禮,大日本皇軍的軍官,動作敏捷,姿勢正確,從未違背盟軍的規定。我聽見有人笑那班長無聊,那班長說,「抗戰八年,除了這個,咱們還能撈到甚麼?」
我也曾到江灣看日俘修機場,那裡參加勞動的人數多,一片黃塵中黃螞蟻成群蠕動,乍見之下,產生錯覺,還以為他們構築工事,包圍上海。我看見他們整隊歸營,儘管鞋襪破舊,軍服骯髒,他們的隊形仍然成列成行,目不斜視,無人交頭接耳。官長的軍服上業已卸除那些顯示階級尊嚴的佩件,外形和他們一樣狼狽,同時也失去了關乎他們生死榮辱的權力,可是他們對長官的尊敬服從絲毫未減。那時怎麼也沒料到,兩年零十一個月後,我狼狽奔往江灣,由江灣逃出大陸。
聽說上海的慈善機構想捐一批鞋襪給這些日俘,人家不要。如果說日俘決心給京滬人士留下「去思」,他們辦到了,報紙雜誌不斷有人稱道他們。據說他們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課,紀律嚴整。據說投降後照常整理內務,被服裝具一絲不苟。據說繳槍之前把槍擦得乾乾淨淨。據說他們登船回國,秩序井然,無人搶佔好位子,而且讓婦孺優先。他們的財物都得留下,只准帶很少的錢、很少的隨身用品,例如五百日元的現款,一隻手錶,一隻自來水筆。憲兵檢查嚴格,據說他們無人違反規定。
不久,我們走海路赴東北,葫蘆島登岸,正是夕陽西下,我看見許多日本僑民在碼頭上排成隊伍,接受檢查,老人彎著腰,排在最前面,然後是婦女,牽著小孩子,最後才是青壯男子。隊伍很長,沒有聲音,圖畫中才有那樣的沉默,只聽見海浪拍打堤防,連小孩子都不走、不跳、不哭、不叫。海水中一艘輪船等著送他們回國,記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,外殼油漆班剝,我當時有一個念頭閃過:如果海上起了大風大浪,這樣一艘船能把他們平安送到日本嗎?
「可怕的日本人」!京滬的論客如此判斷,他們籍小報一角,談日本軍人在琉磺島上的壯烈,談日本僑民在塞班島上的壯烈,談「自殺飛機」在空中的壯烈。我今天重讀關於「神風特攻隊」的記述,兩千五百一十九個日本青年,志願獻身,他們駕著特製的小飛機,帶著重磅炸彈,全速衝向美國軍艦,粉身碎骨。他們炸沉了普林斯頓航空母艦,懷特普來恩斯航空母艦,以及其他軍艦。美國的生產力雄厚龐大,馬上可以補充損失,日本的自殺飛機卻用光了。無論神風隊如何英勇,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仍然節節敗退,亡國的命運注定,神風戰術不能挽回。最後,執行此一戰術的日本第五海軍航空司令宇垣,親自登上自殺飛機出動攻擊;發明此一戰術的海軍參謀長大西切腹自殺,他留下遺書,對英勇犧牲的神風隊員道謝,對那些隊員的家屬道歉。
日本政府欺騙了日本青年,執行騙術的將領過於「入戲」,「入乎其中」而無法「出乎其外」,跟著假戲真做了。但是我至今不能認定這是中肯的論斷,無論如何,日本軍人的品質是優秀的,日本政府浪費了他們。無論如何,政略錯誤不能由軍人用投降叛變來糾正。戰地軍管,軍權至高,當地司令官以通敵和作戰不力之類的罪名殺了多少人!結果高級將領以千萬士兵做投降的資本,換一個新官位,無論如何我不能承認這樣的軍人「優於」那樣的軍人。
然而那樣的軍人的確可怕。抗戰時期,我們都熟知兵學家蔣百里的名言,他說日本盛產清酒、櫻花和鯉魚,這三樣東西可以代表日本人:清酒沒有後勁,象征日本的國力難以為繼;櫻花突然滿樹盛開,也一夜敗落乾淨,象征日本的國運無常;廚師烹魚前,鯉魚躺在砧板上不動,象征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。可怕的是清酒喝光了、酒廠再造,櫻花謝盡了、明年重開,鯉魚死了、來世輪迴,京滬論客高分貝呼喝,教人莫唱「何日君再來」。
投降,日本軍人一萬個不甘心,閒言閒語很多。中國政府派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飛南京「受降」,日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呈遞降書,兩人留下歷史性鏡頭。我乍見那張照片時,覺得甚麼地方不對勁,看了幾十年,終於看出眉目來,那位降將雙手送出「那張紙」時,紙離桌面太近,太低,「那張紙」也沒過桌面的中線,何大將得伸長胳臂俯著上身接過來,「降將」有機心,何上將恐怕是有些慌張。單就那授受片刻而論,日本沒輸。
然而一般軍人也的確可憐,無論精神上、物質上他們都貧無立錐,日本的一切資源都被戰爭耗盡,「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,」他們回去連食物也沒有。如果他們中間有人強姦過中國婦女,此人的妻女正在賣淫,如果此人放火燒掉中國人的房子,此人的祖居己被燒夷彈或原子彈化為灰燼,如果此人用他的東洋皮靴踢過中國人的孩子,中國學童正把日本孩子推入水中。即使此人從未搶過中國人的東西,他的家已遭中國游民侵入,喜歡甚麼拿甚麼,「你們從中國人家裡搶來的、我們收回。」即使此人一向尊敬中國讀書人,中國學生打日本教師也形成一時風氣。
東北人性情剛烈,屬於「北方之強」,那時他們遠在「化外」,沒聽見「以德報怨」的廣播,「恩仇不報非君子」,動手殺死許多日俘。多少日俘日僑被飛機炸死,被老百姓殺死,衣服被人扒光凍死,多少人生了病,得不到治療,也是一死,還有不少人自殺而死。死神一次一次篩選,最後大難不死,再回到日本去受罪。現在讀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的<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>,書中有許多見証,跟我當初聽到的傳聞八九不離十。
天皇下詔投降,教他們「不能忍者忍之,不能受者受之,」可憐天皇那裡知道個中隱痛辛酸。「忍」能維持自尊,也許這是日本人的特點,但是也只有在中國人手中辦得到,或許可以說,這才是中國給他們的特惠。「南京大屠殺」一筆帳,算來算去算到日軍將領谷壽夫頭上,他是第六師團長,一九四五年進佔南京。中國法庭審判他,他十分莊重的說,他不知道有大屠殺,他從未下過那樣的命令,但是他說,如果他的部下真的那樣做了,他有責任,他願意負起責任。聲調沉穩,要言不煩。中國法庭殺了他,「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」,大體上說,盟國法庭殺戰犯,僅僅殺了他們的肉體,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,幽魂早在日本復活。任何國家都得有國魂,日本打造國魂,二戰戰犯的幽魂也做了材料,十四名甲級戰犯的靈位移到靖國神社--、日本的忠烈祠。二OO一年盂蘭盆假期,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,他說,那些戰犯在艱難歲月中懷著對祖國未來的信念,血洒疆場,英靈不泯。
我們到了瀋陽,聽到蘇聯軍隊幹的壞事。姦淫擄掠的事容後再談,單說對待俘虜,史大林把二十八萬日俘運往西伯利亞做苦工,飢寒交迫,勞動量很大,估計他們以青壯之年憔悴而死,史大林殺了他們的身體,也殺了他們的靈魂。一九五O年,蘇聯把「在中國犯罪」的日本戰犯交給中共,其中包括在山東執行「三光」政策的日軍第五十九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,關東軍製造細菌武器的七三一部隊支隊長神厚秀夫。中共還是殺了他們的靈魂。
日本關東軍大約有十萬人不願投降,拋棄妻子兒女,遁入長白山中,再也沒有出來。長白山區冬季有四十天下雪,氣溫經常在攝氏零下四十度左右,他們沒有生存的條件。奇怪的是沒有人逃回來,估計最後的結局是集體自殺,而且是少數人控制多數人強迫自殺。他們的妻女擔當另一種角色。那時國民政府船隻有限,東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後,我到瀋陽時,馬路兩側日僑擺了多少地攤,出售他們帶不走的東西,維持目前的生活,大件如鋼琴沙發,小件如玩偶花瓶,雖說家產充公,當局並未禁止。那些專售「小件」物品的地攤最有看頭,日本文化琳瑯滿目,地攤後面幾乎清一色的「跪」著一個女子,絕對沒有男孩子出現,只有他的母親或姐姐,她們給「男子」留面子。她低著頭,雙目下垂,並不真正照顧她的貨物,任憑顧客自動取貨,自動照標價付款,如果有人白白拿走,她也沒有任何表示。偶然有男人(多半是關內來的中國大兵)伸手去摸她的臉蛋兒,強迫她抬起臉來,她的反應是「三不」:不合作,不掙扎,不出聲。
那時還有日本女子沿街叫賣自己製作的食物,據說她們都是日本官員的女兒。日本女子也在街頭搭建臨時的小木屋賣酒,拉起白布條做成的廣告,中年婦女炒菜,少女擔任招待,二十歲模樣的少女,穿著和服,站在櫃臺裡面,端出鹹豆花生米,把酒盃斟滿。顧客多半是東北的工人或馬車夫,這些粗鹵的男人乘其不備出手突襲,摸她們的胸脯,或者揪住頭髮吻她的臉,她們都能說漢語,可是沒有抗議爭吵,也不流淚,默默承受一切。
資料顯示,東北地區有日僑一百三十萬人。瀋陽一地大約有二十萬人,其中婦女佔百分之七十,包括由日本來的營妓舞女。日本佔領東北後,向東北大量移民,移民是他經營東北的重要手段之一,日本人是特權份子,一聲投降,全成了擱在沙灘上的魚。那時她們非常恐懼,她們熟知日軍在中國造了甚麼樣的孽,伸長了脖子等待中國軍人的屠刀。她們為丈夫乞命,為子女乞命,為自己乞命,既而發現中國男人所要的不過如此。她們也弄不清楚眼前這個中國人誰有多大權限、誰能發揮多少影響力,她們完全順從「中介人」的擺佈。
所謂中介人,主要的是日俘管理所的中國幹部,各方「權勢」向他們要女人,他們晚間把年輕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。瀋陽外圍某市的市長,每夜換一個日本女子侍寢,他向人誇耀,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個日本女子,自稱民族英雄。管理日僑的處長和他所屬的許多所長,都由當地黨政要員兼任,他們從來不把這項兼職寫在履歷表上,他們的傳記和墓誌銘誇盡當年勇,從未提起管理日俘這一段。
「淫媒」之類的人物也應運而生。我有一位本族的長輩,他在關內工作,因業務需要,經常往來瀋陽,為起居方便,他在瀋陽市買了一幢日式房屋,他若不來瀋陽,房子就由他軍中的密友們自由使用。管理房屋的副官告訴我,許多上校、少將級的人物輪流在那幢房子裡宿夜,年老的日本婦女晚上送年輕的日本女子來,那些軍官喝酒的節目也省了,有時一個人睡人家兩個,有時兩個人睡人家一個。關於這幢房子和它的主人,以後還有故事可講。
美色也是階級,漂亮女子總是歸官位高的人,門當戶對。聰明的美女也總是趕快找一個「英雄」獻身,受他的保護,免得再去伺候一個一個「人下人」。那年代,女囚收監以後,倘若無背景而有姿色,很可能由典獄長之類的人物召去陪睡,若是不從,她就會落進那些看守員的手裡,他們輪流縱慾,使她悔不當初。日本女子毫不遲疑接受了她們的命運,而且竭力減少了損害。
據說在床上,日本女子委屈迎合,那一份從裡到外澈底奉獻,才真是「無條件投降」。而且她們穿著華美的和服來,脫掉和服,裡面並沒有內衣,男人的這份驕傲和享受,也許只有皇帝召幸後宮嬪妃才可以得到。日本男人太剛,幸虧日本女人來補救,戰勝國的男人嘗過日本女子的委婉承接之後,對這個戰敗國有寬恕心。
後來我到台灣,結識了一位劇作家,他當年在軍中做政工,他的部隊第一批出關,進佔瀋陽。他的官階雖然低,卻也有一段醇酒婦人的日子,他說,他們當時的口頭禪是「以個人幸福慶祝抗戰勝利」。他胸中有許多日僑女子的故事,但是沒來得及寫出來。
我從他那裡知道,日本的少婦和少女,裝束有別,他們找來的都是少婦,上了床才發現是少女。他們納悶:向來只見少婦冒充少女,何曾聽說「反串」?後來明白了,日本少女認為貞操神聖,婦人就沒那麼嚴重,她以少婦裝扮保留自尊心,同時她也表示大割大捨,沒有甚麼「過渡」。那時中國男人嫖妓,也指明要日本女子,老鴇常以中國女子冒充。有經驗的嫖客說,識別真偽很容易,你把手伸進女孩子的衣服裡,撫摸她的胸部,如果她的肌肉溫暖柔軟,她是日本人;如果她的肌肉冰冷僵硬,她是中國人。面對橫逆,日本女子有她的哲學,她完全撤除了心理的防線。日本女子掛在十字架上,替日本男人擔當罪孽。
動蕩之世,「每一個維持尊嚴的男人,背後都有一個犧牲尊嚴的女人。」日本男人虧欠中國人,中國男人虧欠日本女人。並不是每一個女人都有美色,正如並不是每一個男人都有權勢,雙方都有自知之明,不得已而求其次,連我們的幾個班長都沒留空白,他們總是白天外出,匆匆趕回來參加晚點名,一臉酒色財氣,連長訓話,要求大家「節制」。後來知道,美軍佔領日本以後,日本女子為美軍官兵佈置溫柔鄉,賺外匯,也爭取美國對日本的同情。美國記者發出報導:「東京的婦女大半是妓女」。中國記者水平高:「日本的女子大半是西施。」西施犧牲肉身,圖利本國。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,台灣企業家許文龍舊話重提,他稱讚日本女人犧牲色相,挽救日本危亡。
選文試讀:(二)天津中共戰俘營半月記
解放軍攻克天津的時候,對處理大批俘虜已經累積了豐富的經驗,繳械就擒的國軍官兵也很合作,好像一切水到渠成。
我的遭遇或許有代表性。我們這十幾個後勤軍官聽從解放軍的指揮,離開住所。路上只見掉下來的招牌,斷了的電話線,傾斜翻轉的電車汽車。成群結隊的解放軍交臂而過,沒人看我們,我偷偷的看他。我們走進一所學校,只見成群的俘虜從各個方向陸續湧來,擠滿了房子,擠滿了院子。他們都是在第一線繳械就擒的戰鬥人員,軍官跟士兵穿一樣的衣服,一律不佩符號,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階級,比方說,士兵穿又髒又舊的軍服,連長穿乾乾淨淨的軍服,團長穿嶄新的軍服。解放軍的一位營指導員坐在校長辦公室裡管理我們,我們人數這麼多,他們僅僅一位營指導員,身旁幾個通信兵,門口幾個衛兵,胸有成竹,不慌不忙。他們已有豐富的經驗。
雖說是押送和集中監視,他們並未怎樣注意我們,反倒是我,我沒忘記我是(或者準備是)一個作家,趕緊趁機會觀察新事物,「觀察」是作家的第二天性。雖說是東北解放軍入關,那些戰士並不魁梧健壯,個個臉色憔悴,嘴唇皴裂,雙手赤紅,我耽心他們生凍瘡。有人光著頭,大概是戰鬥中失去了帽子,倒是沒人伸手來摘我們的皮帽子,很難得!他們沒穿大衣,腰間紮著寬大的布帶,想是為了禦寒。裝備陳舊,多是民間用手工縫製,土布的顏色單調,軍容灰暗,只有腰間插著一雙新布鞋嶄新,兵貴神速,他們一晝夜可以急行兩百華里,鞋子是最重要的裝備。還記得國軍宿營的時候,照例派人四出偵察,報告說百里之內並無敵蹤,於是放心睡覺,誰知拂曉時分已陷入解放軍重重包圍,神通就在這雙布鞋。個別看,解放軍那裡是雄師?何以集體表現席捲江山?當時被俘的國軍軍官陷入沉思,沒有答案。
我設法擠到辦公室門口去看指導員,他抽菸,看不出香菸牌子,聞氣味品質不壞。一個國軍軍官擠進來向他介紹自己是是甚麼團的團長,跟指導員攀同鄉,團長是在戰鬥位置上被俘的,他已經好多天沒回家了,要求指導員行個方便,讓他回去看看孩子,他發誓一定回來報到。又有一個軍官擠進來,他說他跟解放軍司令員劉亞樓是親戚,劉亞樓指揮解放天津的戰鬥,目前人在市內,他要求去找劉亞樓見面。那位指導員一面抽菸一面微笑,慢動作撕開香菸盒,掏出鉛筆來寫字,他用香菸盒的反面寫報告,向上級請示。通訊兵去了又回來,字條上面批著兩個字:「不准」,用的也是鉛筆。他們的公文程序怎麼簡化到這般程度,我非常驚異。指導員拿批示給他們看,不說話。
戰鬥結束了,許多國軍軍官沒有回家,有些太太真勇敢,牽著小孩出來找丈夫。她們有人找到我們這一站,衛兵不許她們進來,但是可以替她們傳話,「某某團的副團長某某在這裡沒有!你太太帶著孩子在門口找你!」這樣的話由大門外傳到大門裡,由院子裡傳到屋子裡,沒有反應。於是有人高聲喊叫,重複一遍又一遍,還是沒有回聲。於是有人低聲議論,就算他在這裡也不敢出頭承認,他還想隱瞞身份呢。那時國軍軍官被俘後常常謊報級職姓名,武官冒充文官,將校冒充尉官,這樣做都是枉費心機,以後還有多次清查,總有辦法把你一個一個揪出來。
俘虜實在太多了,解放軍不斷增加臨時收容的地方,我們這裡一批人疏散出去,騰出空間,開始進行下一個程序,「區分山羊綿羊」。第一步,軍官和士兵分開,他們把士兵帶走了。第二步,上校以上的軍官和中校以下的軍官分開,他們又把上校以上的軍官帶走了。斬頭去尾,我們中間這一段人數最多,這才發現我們那個單位只來了我們十幾個呆鳥,別人早有脫身之計,人人祕而不宣。兩個月後我逃到上海,發現我們的新老闆先到一步,住在一棟花園樓房裡。四個月後我逃到台北,陸續遇見許多同仁,他們也都是狡兔。
俘虜分類之後進行編隊,編隊之後立即前往指定的地點受訓,指導員不再微笑,也沒有講話,他只是冷冷的看部下工作,他的部下也不多講話,只是冷冷的工作,一片「晚來天欲雪」的感覺。他們為甚麼不講話?這是不祥之兆嗎?由鬧烘烘到冷冰冰,看看日色西沉,解放軍似乎要趕快把俘虜弄出天津市區,出門以後指導員不見了,他的臉色還像塊冰壓在我心上。我越走越心虛,胡思亂想。
還好,我們一直走一直走,走到楊柳青,東看西看好像沒有楊柳。一直走一直走,走到北倉,看見碉堡殘破,交通壕翻邊,鐵絲網零亂,大概是砲兵猛轟造成的吧,想見戰鬥還是很激烈。我們一直走下去,有路可走就好,這夜無星無月,野外有人不斷發射照明彈,(為甚麼?)顯示最後的戰時景色,冷光下依稀可見隊形蜿蜒。途中隊伍距離拉得很長,身旁沒人監視,可是一個人也沒逃走。走了半夜才投宿農家,老大娘為我們燒火做飯,整天僅此一餐,可是並不覺得餓。
第二天黎明上路,有大隊解放軍同行。我放慢腳步,一再用眼睛的餘光打量他們,他們的基本教練簡單馬虎,肩上的步槍東倒西歪。我注意他們的槍械,那時,「共軍用小米加步槍打敗國軍的飛機大砲」,已經成為流行的口號。我看見日軍的制式步槍「三八式」,國軍的制式步槍「中正式」。我心頭一懍,想起我在瀋陽揹過擦過的那枝槍,那枝槍流落何方?我還記得它的號碼,真想看看他們每個人的槍,看他們的號碼離我多近多遠。解放軍打天津,除了飛機以外,大砲機槍衝鋒槍甚麼武器都有,據「火器堂」網上資料,抗戰八年,內戰四年,聯勤的兵工廠大約製造了五十萬枝中正式步槍,我想平津戰役結束時,總有三十萬枝已經握在解放軍手中了吧?韓戰發生,中共派志願軍抗美援朝,正是用「中正式」跟聯軍大戰三百回合。
我們一直往北走,天氣忽然起了變化,風沙撲面而來,那風沙強悍詭異,難以形容。我拉低帽沿,掏出手帕遮臉,閉緊眼睛趕路,每隔幾秒鐘睜開一條縫,看一看腳下的路,塵土細沙趁勢鑽進來。四面一片濛濛的黃,空氣有顏色也有重量,鼻孔太小,難以呼吸。我想到我的眼睛,那時我只為眼睛耽憂,作家可以沒有手,沒有腳,必須有眼睛。現在我知道,那天我們遇上了「沙塵暴」,西北風挾帶內蒙的塵沙,向南撲來,它一年比一年嚴重,現在已經形成天災,華北東北都成災區。現在「沙塵暴」過境的時候,人取銷戶外活動,飛機停飛,沙塵落地造成「沙化」,土地沒法耕種,人民沒法安居。專家總是往壞處想,他們憂慮多少年後,東北華北一半變成少漠。倘若真有那麼一天,後世史家會指指點點,國共兩党興兵百萬,血流成河,爭的就是這幾粒沙。
當時風沙中辛苦掙扎,那會想這許多,我只耽心我的眼睛。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,風也停了。那是一個很大的村莊,瓦房很多。我們先在村頭一字排開,解放軍戰士抬了一個籮筐來,我們在軍官監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,把所有的東西掏出來,鈔票,銀元,戒指,手錶,都放在籮筐裡,我能了解,這是防止我們逃亡。所有的文件也要放進去,鋼筆,照片,符號,日記本,我明白,這是要從裡面找情報。他們做應該做的事情,好在我除了一張符號以外,甚麼財物也沒有。我的職位是個上尉軍需啊,軍隊裡不是常說「窮書記、富軍需」嗎,解放軍官看了我一眼,他怎知道我實際上是個「窮書記」?似乎懷疑,倒也讓我過關。他強調受訓以後所有的東西都會發還,這位軍官是我們的指導員。
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,我們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裡,屋裡沒有任何家具,大概是「階級鬥爭」取走了一切浮財。每一棟房屋都沒有門,應該是民伕拆下門做擔架去支援前方的戰爭。每一棟房屋也沒有窗櫺,這就奇怪了,我想不出理由來。既然門窗「洞」開,解放軍戰士管理俘虜,要看要聽,十分方便。夜間風雪出入自如,彷彿回到抗戰時期流亡學生的生活。
我必須說,解放軍管理俘虜還算和善寬鬆,伙食也不壞,一天兩餐,菜裡有肉。當然我們仍然要踏灰跳火,早晨起床以後,第一件事情是集體跑步,這時,住在這個村子裡的俘虜全員到齊,大概有兩百人左右,解放軍駐紮的武力大約是兩個班,果然一以當十。跑步之後,大家在廣場集合,班長登臺教唱,第一天學的是「解放區的天、是明朗的天」。這天夜裡降了一場淺淺的雪,天公慈悲,沒颳大風,早晨白雲折射天光,總算晴了。第二天學的是「換槍換槍快換槍,蔣介石,運輸大隊長,送來大批美國槍。」我聽了不覺一笑,也不知他們有幽默感、還是我有幽默感。
所謂受訓,除了跑步,就是唱歌。跑步容易唱歌難,終於有這麼一天,早操以後,班長教唱,劈頭就是「蔣介石,大流氓,無恥的漢奸賣國賊。」我張口結舌,這未免太離譜了吧?我讀過教會歷史,當年羅馬帝國打算消滅基督教,把教堂屋頂上的十字架拆來擺在地上,命令教徒一個一個踐踏,如今解放軍玩的是同樣的把戲。大約人同此心,解放軍班長領頭起句以後,全場默然,指導員一向不說話,臉色像上了一層釉子,這時帶著槍兵走過來,指著我們的鼻子喝問:「你為甚麼不唱?為甚麼不唱?」隊伍裡這才有了嗡嗡之聲。他不滿意,又一個一個指著鼻子喝令:「大聲唱!大聲唱!」隊伍裡的歌聲這才一句一句提高。
我一直不肯學唱,於是被指導員帶進辦公室。我模仿朱連長向副團長抗辯的態度,立正站好,姿勢筆挺,有問必答,一口一個「報告指導員。」他好像很受用,但是仍然厲聲斥責,「你已經解放了,為甚麼不唱解放軍的歌?」我告訴他,我是唱八路軍的歌長大的。不待他考問,我自動唱起來,我採取提要式的唱法,「在那密密的樹林裡,有我們無數好兄弟。」唱了兩句,馬上換另外一首,「風在吼,馬在嘯,黃河在咆哮。」再換一首,「延水濁,延水清,情郎哥哥去當兵,當兵要當八路軍。」再換一首,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,抗日軍不打抗日軍。」
他大喝一聲:「夠了!你這些歌現在沒人唱了,你到這裡來受訓,就是教你趕上形勢。」我說報告指導員,八路軍的那些歌真好,我們愛唱,有人禁止也禁不住。現在教的歌那裡比得上?現在這支歌怎麼這麼低俗?這那裡像解放軍的歌?我不顧他的反應,連唱帶說,他用銳利的眼神觀察我,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。我後來我知道,他們認為抗拒爭辯都是真情流露,他們對「真情」有興趣,如果我馬上無條件適應,他反而認為是虛偽,他們厭惡虛偽。
他沈默片刻,忽然問我對這裡的生活有甚麼意見。「報告指導員,沒有意見。」怎麼會沒有?他不信。「報告指導員,抗戰的時候,國民黨的游擊隊捉到了八路軍要活埋,我們都是該死沒死的人,在這裡吃得飽,睡得好,當然沒有批評。」這幾句話他聽得進。你對國民党還有甚麼幻想?「報告指導員,沒有任何幻想。」是不是還想倚靠蔣介石?「報告指導員,我跑江湖混飯吃,從來沒倚靠蔣介石。」大概這句話太沒水準,他皺了一下眉頭。那麼你對自己的前途有甚麼打算?「報告指導員,我的父親在南京做難民,我要到南京去養活他。」我簡化問題,隱瞞了弟弟和妹妹。他說南京馬上要解放了,全中國都要解放了,你去南京也是白去。他說他也有父母,個人的問題要放在全國解放的問題裡解決。
他靜待我的反應,我默不作聲。
他拿出一本小冊子來交給我,他說這是我從未讀過的書,他用警告的語氣說,「接受新知識的時候要用心,還要虛心。」他等著聽我的心得報告。那時候我的左眼開始腫脹疼痛,天津失守那天,我們逆風行軍,塵沙傷害了我的眼睛。他不看也不問我的病痛,他顯然打算教我用一隻眼睛讀他指定的教材。
俘虜營裡沒有醫療服務,班長忽然慈悲,替我弄到一截紗布,我只能把左眼包起來,乍看外表,倒是很像個傷兵。冷風吹拂,我發覺自己跑進指導員的射界,做了他的目標。他們閉上一隻耳朵,沒再強迫我我唱歌,我難道已在享受某種優待?代價是甚麼?我不知道在人群中隱身,也許因而不能脫身,我那年才二十四歲,對中共多少有用處。
五年前我也許願意加入共青團,可是我的人生觀改變了,我一心嚮往個人自由,我曾在新聞紀錄片裡看見要人走出飛機,儀隊像一堵磚牆排列在旁邊,新聞記者先是一擁而上,後是滿地奔跑追趕,我當時曾暗暗立下志願,從那一堵牆中走出來,到滿地亂跑的人中間去。其實「自由」也有陰暗面,那時我還不知道「事情總是向相反的一面發展」。
我己放棄一切偉大非凡的憧憬,無論是入世的還是出世的。我只求能有必需的收入,養活父親,幫助弟弟妹妹長大。我已知道解放區絕對沒有這樣的空間,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難適應,他對老百姓的期許我無法達到,我只有到「腐化的、封建的、自私的、渙散的」社會裡去苟活。我必須奔向南京。
腳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嗎?顯然沒有。如果我的左眼長期發炎得不到治療,必定失明,中共不會要一個殘廢的人,那樣我就可以一隻眼睛去南京。我猜父親看見一個「眇目」的兒子回來,不會有快樂的表情,但是半盲的乞丐也許會得到慷慨的施捨。我在兩利兩害之間忐忑不安。那時我的父親並不知道他自己也面臨選擇:損失一個兒子、或者僅僅損失兒子的一隻眼睛。
我始終沒讀指導員交給我的那本書,只是偶然揭開封面看了一眼。果真「開卷有益」,封面裡空白的那一頁蓋了一個圖章:「東北軍政大學冀熱遼邊區分校圖書館」,正好蓋在左下角。我大吃一驚,天造地設,一張空白的公文紙,可以由我寫一張路條。我以前從未想到逃走,這時左右無人,不假思索,我悄悄把它撕下來。解放軍顯然還未建立文書制度,士兵文化水平低,沒有能力鑑別公文真偽,如果他們不放我,我也有辦法!圖章的印文是楷書簡體,後來知道,中共的印信一律廢棄篆書。
左眼越來越痛,「難友」朱少校幫助我,他說用食鹽水沖洗可以延緩病情。我到附近農家討鹽,一位太太說,她家的鹽用光了,還沒有補充,她讓我進廚房察看,柴米油鹽一無所有,鍋灶冰冷,使我想起「朝朝寒食」。我走進另一農家,當家的太太說她可以給我一撮鹽,但是必須班長許可。我又到處去找班長。
討到了鹽,朱少校捲起袖子,客串護士。每一次我只能討到一撮鹽,好一個慈悲的班長,他天天帶我奔波找鹽,他走在前面,我在後面六英呎左右跟著,他沉默無聲,農家看他的臉色行事。今天回想,我最大的收獲不是食鹽,我有機會看到「老解放區」人民的生活。好像家家都沒有房門。我沒看見男人。天氣晴朗,陽光普照,打麥場邊怎麼沒有一群孩子嬉戲,沒有幾隻狗搖著尾巴團團轉,怎麼沒有老翁抽著旱菸袋聊天,怎麼也沒有大雞小雞覓食,也沒見高高堆起來的麥桿高粱桿。安靜,清靜,乾乾淨淨,一切投入戰爭,當初「不拿人民一針一線」,而今「人民不留一針一線」,這就是解放戰爭的魅力,這就是每一個班長的驕傲。
我在俘虜營的那段日子,外面發生了兩件大事,蔣介石總統宣佈「引退」,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;傅作義接受局部和平,北平解放。我們看不到報紙,兩件事都由班長口頭宣佈,我還記得,蔣氏引退的消息夜晚傳到俘虜營,我們都已躺好,宿舍裡沒電燈,班長站在黑暗裡說,蔣介石「引退」了,理由是「不能視事」。我了解<中華民國憲法>,其中提到總統「缺位」和總統「因故不能視事」,兩者有很大的區別,班長聲調平靜,用字精準,把「不能視事」重複了一次,表示強調,很有政治水準。也許是黑暗遮住了臉孔吧,大家竟鼓起掌來,那時大家在心理上忽然變成觀眾,歹戲拖棚,不如早點落幕,散場回家。
散場以後一定可以回家嗎?天曉得!資料顯示,內戰第一年,六十萬俘虜參軍,第二年,七十萬俘虜參軍。濟南十萬俘虜,或參軍,或勞動生產,一個不放。中共佔有東北全境後決定釋放俘虜,而我恰恰在這個時候被俘,硬仗已經打完,俘虜太多,無處消耗,索性由他們投奔國民党,國民黨既要照顧他們,又要防範他們,雙方必然產生矛盾,他們縱然抗拒洗腦,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點影響,他們不知不覺會把影響帶到國府統治的地區,成為活性的「病灶」。世事總是如此,又是如此,千千萬萬小人物的命運繫於大人物一念之間。必須說,中共這一著高明!千千萬萬「來歸官兵」到了台灣,跟軍政機構之間恩怨難分,敵我不明,消耗多少元氣。
我們在俘虜營過陰曆年,萬年曆顯示,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,歲次己丑。事後推想,那時他們已經決定釋放我們了,所以停止一切爭取吸收的工作。大約是為了留些「去思」,過年這天午餐加菜,質量豐富,一個高官騎著馬帶著秧歌隊出現,據說是團政委。我第一次看見扭秧歌,身段步伐很像家鄉人「踩高蹺」,親切,可是無論如何你不能拿它當做中國的「國風」。他們唱的是「今年一九四九年,今年是個解放年,鑼鼓喧天鬧得歡,我給大家來拜年。」先是縱隊繞行,然後橫隊排開,唱到最後一句,全體向我們鞠躬,我又覺得折煞。
團政委登臺訓話,我用我的一隻眼睛努力看他,希望看得清、記得牢。他的氣質複雜,我當時用三句成語概括記下:文質彬彬,威風凜凜,陰氣沉沉。我在抗戰時期見到的共產党人,跟我被俘以後見到的解放軍人完全不同,後者比較陰沉。有人解釋,中共陰沉是由于俄共陰沉,俄共陰沉是由於氣候嚴寒。有人作另一種解釋,中共陰沉是因為他們捨身革命,生活在逮捕和屠殺的陰影之下,因而培養出特殊的氣質。家鄉父老常說「一分材料一分福」,團政委口才好,勝過連指營指。他稱讚我們都是人才,可惜走錯了路,迷途知返不嫌晚,誰願意參加解放軍,他伸出雙手歡迎。然後他加強語氣,誰對國民黨還有幻想,解放軍發路費,發路條,願意去南京的去南京,願意去廣州的去廣州,願意去台灣的去台灣,你們去的地方都要解放,你們前腳到,解放軍後腳到,水流千遭歸大海,誰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。一番話鏗鏘有聲,驚心動魄。他最後強調解放軍守信用,說話算數,路條路費明天就發給你們,任你們行動自由。大家聽呆了,「啼笑俱不敢」,沒人鼓掌。演說完畢,團政委上馬,他還要到另一個村莊去演說,大概他要走遍附近的村莊。
解放軍說話算數,第二天路條到手,……
(下略)
抗戰勝利,日本軍人繳械投降,叫做日俘,住在中國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僑,中國政府設立了一個機構管理他們,這個機構的名稱,今人說法分歧,我記得我看見的招牌是「日僑俘管理處」。僑俘兩個字破例密接,印象深刻。
那時「中國本部」(不包括東北和台灣)有日俘一百二十八萬三千多人,日僑約八十萬人,中國政府要把他們送回日本,當時稱為「遣俘」和「遣僑」。那時「中國本部」使用廣州、上海、秦皇島、青島等十三個港口進行遣送工作,上海最受重用,資料顯示,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萬人,日僑約六十萬人。我們逗留京滬時,遣送工作還沒有結束。
國際通例,戰勝國有權使用戰俘的勞力。我們到南京時,看見日俘正在揮汗修路,上海江灣新建的機場尚未修好,仍由日俘繼續施工。多年後,美國好來塢拍了一部有名的電影:「桂河大橋」,演出英軍戰俘修橋的故事。雖然是做了俘虜,為敵人修橋,那個英軍上校還是很興奮,他說,身為軍人,一生做的都是破壞工作,難得有機會建設,他一定要督率部下,提高工程水平。日軍攻打中國,一槍一個洞,一彈一個坑,留下無數斷橋殘壁,徵用他們出力建設,也是一種教育。
有一天,我去看他們修路,皇軍一變而為苦力,也是千載難逢的景觀。那時機械器材缺乏,修路還是靠鍬和鎬,他們挖過許多戰壕掩體,操作十分熟練。動作比較慢,似乎不甘心?但是一鍬一鎬下去很確實,不敷衍了事,也沒看見有人擅自休息走動或抽菸喝水。軍官帶隊督工,工地狹長,他不停的走動察看。盟軍規定,日俘遇見戰勝國的軍人,不論對方階級高低,都要敬禮,而對方不必還禮。(這是長官惟一叮囑過的注意事項。)乖乖,他向我敬禮的時候,我還真覺得如在夢中。下次再去,我到馬路對面遠遠的看,躲著他。連上有個班長,他每天故意走過工地,每天享受一個敬禮,大日本皇軍的軍官,動作敏捷,姿勢正確,從未違背盟軍的規定。我聽見有人笑那班長無聊,那班長說,「抗戰八年,除了這個,咱們還能撈到甚麼?」
我也曾到江灣看日俘修機場,那裡參加勞動的人數多,一片黃塵中黃螞蟻成群蠕動,乍見之下,產生錯覺,還以為他們構築工事,包圍上海。我看見他們整隊歸營,儘管鞋襪破舊,軍服骯髒,他們的隊形仍然成列成行,目不斜視,無人交頭接耳。官長的軍服上業已卸除那些顯示階級尊嚴的佩件,外形和他們一樣狼狽,同時也失去了關乎他們生死榮辱的權力,可是他們對長官的尊敬服從絲毫未減。那時怎麼也沒料到,兩年零十一個月後,我狼狽奔往江灣,由江灣逃出大陸。
聽說上海的慈善機構想捐一批鞋襪給這些日俘,人家不要。如果說日俘決心給京滬人士留下「去思」,他們辦到了,報紙雜誌不斷有人稱道他們。據說他們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課,紀律嚴整。據說投降後照常整理內務,被服裝具一絲不苟。據說繳槍之前把槍擦得乾乾淨淨。據說他們登船回國,秩序井然,無人搶佔好位子,而且讓婦孺優先。他們的財物都得留下,只准帶很少的錢、很少的隨身用品,例如五百日元的現款,一隻手錶,一隻自來水筆。憲兵檢查嚴格,據說他們無人違反規定。
不久,我們走海路赴東北,葫蘆島登岸,正是夕陽西下,我看見許多日本僑民在碼頭上排成隊伍,接受檢查,老人彎著腰,排在最前面,然後是婦女,牽著小孩子,最後才是青壯男子。隊伍很長,沒有聲音,圖畫中才有那樣的沉默,只聽見海浪拍打堤防,連小孩子都不走、不跳、不哭、不叫。海水中一艘輪船等著送他們回國,記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,外殼油漆班剝,我當時有一個念頭閃過:如果海上起了大風大浪,這樣一艘船能把他們平安送到日本嗎?
「可怕的日本人」!京滬的論客如此判斷,他們籍小報一角,談日本軍人在琉磺島上的壯烈,談日本僑民在塞班島上的壯烈,談「自殺飛機」在空中的壯烈。我今天重讀關於「神風特攻隊」的記述,兩千五百一十九個日本青年,志願獻身,他們駕著特製的小飛機,帶著重磅炸彈,全速衝向美國軍艦,粉身碎骨。他們炸沉了普林斯頓航空母艦,懷特普來恩斯航空母艦,以及其他軍艦。美國的生產力雄厚龐大,馬上可以補充損失,日本的自殺飛機卻用光了。無論神風隊如何英勇,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仍然節節敗退,亡國的命運注定,神風戰術不能挽回。最後,執行此一戰術的日本第五海軍航空司令宇垣,親自登上自殺飛機出動攻擊;發明此一戰術的海軍參謀長大西切腹自殺,他留下遺書,對英勇犧牲的神風隊員道謝,對那些隊員的家屬道歉。
日本政府欺騙了日本青年,執行騙術的將領過於「入戲」,「入乎其中」而無法「出乎其外」,跟著假戲真做了。但是我至今不能認定這是中肯的論斷,無論如何,日本軍人的品質是優秀的,日本政府浪費了他們。無論如何,政略錯誤不能由軍人用投降叛變來糾正。戰地軍管,軍權至高,當地司令官以通敵和作戰不力之類的罪名殺了多少人!結果高級將領以千萬士兵做投降的資本,換一個新官位,無論如何我不能承認這樣的軍人「優於」那樣的軍人。
然而那樣的軍人的確可怕。抗戰時期,我們都熟知兵學家蔣百里的名言,他說日本盛產清酒、櫻花和鯉魚,這三樣東西可以代表日本人:清酒沒有後勁,象征日本的國力難以為繼;櫻花突然滿樹盛開,也一夜敗落乾淨,象征日本的國運無常;廚師烹魚前,鯉魚躺在砧板上不動,象征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。可怕的是清酒喝光了、酒廠再造,櫻花謝盡了、明年重開,鯉魚死了、來世輪迴,京滬論客高分貝呼喝,教人莫唱「何日君再來」。
投降,日本軍人一萬個不甘心,閒言閒語很多。中國政府派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飛南京「受降」,日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呈遞降書,兩人留下歷史性鏡頭。我乍見那張照片時,覺得甚麼地方不對勁,看了幾十年,終於看出眉目來,那位降將雙手送出「那張紙」時,紙離桌面太近,太低,「那張紙」也沒過桌面的中線,何大將得伸長胳臂俯著上身接過來,「降將」有機心,何上將恐怕是有些慌張。單就那授受片刻而論,日本沒輸。
然而一般軍人也的確可憐,無論精神上、物質上他們都貧無立錐,日本的一切資源都被戰爭耗盡,「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,」他們回去連食物也沒有。如果他們中間有人強姦過中國婦女,此人的妻女正在賣淫,如果此人放火燒掉中國人的房子,此人的祖居己被燒夷彈或原子彈化為灰燼,如果此人用他的東洋皮靴踢過中國人的孩子,中國學童正把日本孩子推入水中。即使此人從未搶過中國人的東西,他的家已遭中國游民侵入,喜歡甚麼拿甚麼,「你們從中國人家裡搶來的、我們收回。」即使此人一向尊敬中國讀書人,中國學生打日本教師也形成一時風氣。
東北人性情剛烈,屬於「北方之強」,那時他們遠在「化外」,沒聽見「以德報怨」的廣播,「恩仇不報非君子」,動手殺死許多日俘。多少日俘日僑被飛機炸死,被老百姓殺死,衣服被人扒光凍死,多少人生了病,得不到治療,也是一死,還有不少人自殺而死。死神一次一次篩選,最後大難不死,再回到日本去受罪。現在讀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的<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>,書中有許多見証,跟我當初聽到的傳聞八九不離十。
天皇下詔投降,教他們「不能忍者忍之,不能受者受之,」可憐天皇那裡知道個中隱痛辛酸。「忍」能維持自尊,也許這是日本人的特點,但是也只有在中國人手中辦得到,或許可以說,這才是中國給他們的特惠。「南京大屠殺」一筆帳,算來算去算到日軍將領谷壽夫頭上,他是第六師團長,一九四五年進佔南京。中國法庭審判他,他十分莊重的說,他不知道有大屠殺,他從未下過那樣的命令,但是他說,如果他的部下真的那樣做了,他有責任,他願意負起責任。聲調沉穩,要言不煩。中國法庭殺了他,「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」,大體上說,盟國法庭殺戰犯,僅僅殺了他們的肉體,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,幽魂早在日本復活。任何國家都得有國魂,日本打造國魂,二戰戰犯的幽魂也做了材料,十四名甲級戰犯的靈位移到靖國神社--、日本的忠烈祠。二OO一年盂蘭盆假期,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,他說,那些戰犯在艱難歲月中懷著對祖國未來的信念,血洒疆場,英靈不泯。
我們到了瀋陽,聽到蘇聯軍隊幹的壞事。姦淫擄掠的事容後再談,單說對待俘虜,史大林把二十八萬日俘運往西伯利亞做苦工,飢寒交迫,勞動量很大,估計他們以青壯之年憔悴而死,史大林殺了他們的身體,也殺了他們的靈魂。一九五O年,蘇聯把「在中國犯罪」的日本戰犯交給中共,其中包括在山東執行「三光」政策的日軍第五十九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,關東軍製造細菌武器的七三一部隊支隊長神厚秀夫。中共還是殺了他們的靈魂。
日本關東軍大約有十萬人不願投降,拋棄妻子兒女,遁入長白山中,再也沒有出來。長白山區冬季有四十天下雪,氣溫經常在攝氏零下四十度左右,他們沒有生存的條件。奇怪的是沒有人逃回來,估計最後的結局是集體自殺,而且是少數人控制多數人強迫自殺。他們的妻女擔當另一種角色。那時國民政府船隻有限,東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後,我到瀋陽時,馬路兩側日僑擺了多少地攤,出售他們帶不走的東西,維持目前的生活,大件如鋼琴沙發,小件如玩偶花瓶,雖說家產充公,當局並未禁止。那些專售「小件」物品的地攤最有看頭,日本文化琳瑯滿目,地攤後面幾乎清一色的「跪」著一個女子,絕對沒有男孩子出現,只有他的母親或姐姐,她們給「男子」留面子。她低著頭,雙目下垂,並不真正照顧她的貨物,任憑顧客自動取貨,自動照標價付款,如果有人白白拿走,她也沒有任何表示。偶然有男人(多半是關內來的中國大兵)伸手去摸她的臉蛋兒,強迫她抬起臉來,她的反應是「三不」:不合作,不掙扎,不出聲。
那時還有日本女子沿街叫賣自己製作的食物,據說她們都是日本官員的女兒。日本女子也在街頭搭建臨時的小木屋賣酒,拉起白布條做成的廣告,中年婦女炒菜,少女擔任招待,二十歲模樣的少女,穿著和服,站在櫃臺裡面,端出鹹豆花生米,把酒盃斟滿。顧客多半是東北的工人或馬車夫,這些粗鹵的男人乘其不備出手突襲,摸她們的胸脯,或者揪住頭髮吻她的臉,她們都能說漢語,可是沒有抗議爭吵,也不流淚,默默承受一切。
資料顯示,東北地區有日僑一百三十萬人。瀋陽一地大約有二十萬人,其中婦女佔百分之七十,包括由日本來的營妓舞女。日本佔領東北後,向東北大量移民,移民是他經營東北的重要手段之一,日本人是特權份子,一聲投降,全成了擱在沙灘上的魚。那時她們非常恐懼,她們熟知日軍在中國造了甚麼樣的孽,伸長了脖子等待中國軍人的屠刀。她們為丈夫乞命,為子女乞命,為自己乞命,既而發現中國男人所要的不過如此。她們也弄不清楚眼前這個中國人誰有多大權限、誰能發揮多少影響力,她們完全順從「中介人」的擺佈。
所謂中介人,主要的是日俘管理所的中國幹部,各方「權勢」向他們要女人,他們晚間把年輕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。瀋陽外圍某市的市長,每夜換一個日本女子侍寢,他向人誇耀,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個日本女子,自稱民族英雄。管理日僑的處長和他所屬的許多所長,都由當地黨政要員兼任,他們從來不把這項兼職寫在履歷表上,他們的傳記和墓誌銘誇盡當年勇,從未提起管理日俘這一段。
「淫媒」之類的人物也應運而生。我有一位本族的長輩,他在關內工作,因業務需要,經常往來瀋陽,為起居方便,他在瀋陽市買了一幢日式房屋,他若不來瀋陽,房子就由他軍中的密友們自由使用。管理房屋的副官告訴我,許多上校、少將級的人物輪流在那幢房子裡宿夜,年老的日本婦女晚上送年輕的日本女子來,那些軍官喝酒的節目也省了,有時一個人睡人家兩個,有時兩個人睡人家一個。關於這幢房子和它的主人,以後還有故事可講。
美色也是階級,漂亮女子總是歸官位高的人,門當戶對。聰明的美女也總是趕快找一個「英雄」獻身,受他的保護,免得再去伺候一個一個「人下人」。那年代,女囚收監以後,倘若無背景而有姿色,很可能由典獄長之類的人物召去陪睡,若是不從,她就會落進那些看守員的手裡,他們輪流縱慾,使她悔不當初。日本女子毫不遲疑接受了她們的命運,而且竭力減少了損害。
據說在床上,日本女子委屈迎合,那一份從裡到外澈底奉獻,才真是「無條件投降」。而且她們穿著華美的和服來,脫掉和服,裡面並沒有內衣,男人的這份驕傲和享受,也許只有皇帝召幸後宮嬪妃才可以得到。日本男人太剛,幸虧日本女人來補救,戰勝國的男人嘗過日本女子的委婉承接之後,對這個戰敗國有寬恕心。
後來我到台灣,結識了一位劇作家,他當年在軍中做政工,他的部隊第一批出關,進佔瀋陽。他的官階雖然低,卻也有一段醇酒婦人的日子,他說,他們當時的口頭禪是「以個人幸福慶祝抗戰勝利」。他胸中有許多日僑女子的故事,但是沒來得及寫出來。
我從他那裡知道,日本的少婦和少女,裝束有別,他們找來的都是少婦,上了床才發現是少女。他們納悶:向來只見少婦冒充少女,何曾聽說「反串」?後來明白了,日本少女認為貞操神聖,婦人就沒那麼嚴重,她以少婦裝扮保留自尊心,同時她也表示大割大捨,沒有甚麼「過渡」。那時中國男人嫖妓,也指明要日本女子,老鴇常以中國女子冒充。有經驗的嫖客說,識別真偽很容易,你把手伸進女孩子的衣服裡,撫摸她的胸部,如果她的肌肉溫暖柔軟,她是日本人;如果她的肌肉冰冷僵硬,她是中國人。面對橫逆,日本女子有她的哲學,她完全撤除了心理的防線。日本女子掛在十字架上,替日本男人擔當罪孽。
動蕩之世,「每一個維持尊嚴的男人,背後都有一個犧牲尊嚴的女人。」日本男人虧欠中國人,中國男人虧欠日本女人。並不是每一個女人都有美色,正如並不是每一個男人都有權勢,雙方都有自知之明,不得已而求其次,連我們的幾個班長都沒留空白,他們總是白天外出,匆匆趕回來參加晚點名,一臉酒色財氣,連長訓話,要求大家「節制」。後來知道,美軍佔領日本以後,日本女子為美軍官兵佈置溫柔鄉,賺外匯,也爭取美國對日本的同情。美國記者發出報導:「東京的婦女大半是妓女」。中國記者水平高:「日本的女子大半是西施。」西施犧牲肉身,圖利本國。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,台灣企業家許文龍舊話重提,他稱讚日本女人犧牲色相,挽救日本危亡。
選文試讀:(二)天津中共戰俘營半月記
解放軍攻克天津的時候,對處理大批俘虜已經累積了豐富的經驗,繳械就擒的國軍官兵也很合作,好像一切水到渠成。
我的遭遇或許有代表性。我們這十幾個後勤軍官聽從解放軍的指揮,離開住所。路上只見掉下來的招牌,斷了的電話線,傾斜翻轉的電車汽車。成群結隊的解放軍交臂而過,沒人看我們,我偷偷的看他。我們走進一所學校,只見成群的俘虜從各個方向陸續湧來,擠滿了房子,擠滿了院子。他們都是在第一線繳械就擒的戰鬥人員,軍官跟士兵穿一樣的衣服,一律不佩符號,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階級,比方說,士兵穿又髒又舊的軍服,連長穿乾乾淨淨的軍服,團長穿嶄新的軍服。解放軍的一位營指導員坐在校長辦公室裡管理我們,我們人數這麼多,他們僅僅一位營指導員,身旁幾個通信兵,門口幾個衛兵,胸有成竹,不慌不忙。他們已有豐富的經驗。
雖說是押送和集中監視,他們並未怎樣注意我們,反倒是我,我沒忘記我是(或者準備是)一個作家,趕緊趁機會觀察新事物,「觀察」是作家的第二天性。雖說是東北解放軍入關,那些戰士並不魁梧健壯,個個臉色憔悴,嘴唇皴裂,雙手赤紅,我耽心他們生凍瘡。有人光著頭,大概是戰鬥中失去了帽子,倒是沒人伸手來摘我們的皮帽子,很難得!他們沒穿大衣,腰間紮著寬大的布帶,想是為了禦寒。裝備陳舊,多是民間用手工縫製,土布的顏色單調,軍容灰暗,只有腰間插著一雙新布鞋嶄新,兵貴神速,他們一晝夜可以急行兩百華里,鞋子是最重要的裝備。還記得國軍宿營的時候,照例派人四出偵察,報告說百里之內並無敵蹤,於是放心睡覺,誰知拂曉時分已陷入解放軍重重包圍,神通就在這雙布鞋。個別看,解放軍那裡是雄師?何以集體表現席捲江山?當時被俘的國軍軍官陷入沉思,沒有答案。
我設法擠到辦公室門口去看指導員,他抽菸,看不出香菸牌子,聞氣味品質不壞。一個國軍軍官擠進來向他介紹自己是是甚麼團的團長,跟指導員攀同鄉,團長是在戰鬥位置上被俘的,他已經好多天沒回家了,要求指導員行個方便,讓他回去看看孩子,他發誓一定回來報到。又有一個軍官擠進來,他說他跟解放軍司令員劉亞樓是親戚,劉亞樓指揮解放天津的戰鬥,目前人在市內,他要求去找劉亞樓見面。那位指導員一面抽菸一面微笑,慢動作撕開香菸盒,掏出鉛筆來寫字,他用香菸盒的反面寫報告,向上級請示。通訊兵去了又回來,字條上面批著兩個字:「不准」,用的也是鉛筆。他們的公文程序怎麼簡化到這般程度,我非常驚異。指導員拿批示給他們看,不說話。
戰鬥結束了,許多國軍軍官沒有回家,有些太太真勇敢,牽著小孩出來找丈夫。她們有人找到我們這一站,衛兵不許她們進來,但是可以替她們傳話,「某某團的副團長某某在這裡沒有!你太太帶著孩子在門口找你!」這樣的話由大門外傳到大門裡,由院子裡傳到屋子裡,沒有反應。於是有人高聲喊叫,重複一遍又一遍,還是沒有回聲。於是有人低聲議論,就算他在這裡也不敢出頭承認,他還想隱瞞身份呢。那時國軍軍官被俘後常常謊報級職姓名,武官冒充文官,將校冒充尉官,這樣做都是枉費心機,以後還有多次清查,總有辦法把你一個一個揪出來。
俘虜實在太多了,解放軍不斷增加臨時收容的地方,我們這裡一批人疏散出去,騰出空間,開始進行下一個程序,「區分山羊綿羊」。第一步,軍官和士兵分開,他們把士兵帶走了。第二步,上校以上的軍官和中校以下的軍官分開,他們又把上校以上的軍官帶走了。斬頭去尾,我們中間這一段人數最多,這才發現我們那個單位只來了我們十幾個呆鳥,別人早有脫身之計,人人祕而不宣。兩個月後我逃到上海,發現我們的新老闆先到一步,住在一棟花園樓房裡。四個月後我逃到台北,陸續遇見許多同仁,他們也都是狡兔。
俘虜分類之後進行編隊,編隊之後立即前往指定的地點受訓,指導員不再微笑,也沒有講話,他只是冷冷的看部下工作,他的部下也不多講話,只是冷冷的工作,一片「晚來天欲雪」的感覺。他們為甚麼不講話?這是不祥之兆嗎?由鬧烘烘到冷冰冰,看看日色西沉,解放軍似乎要趕快把俘虜弄出天津市區,出門以後指導員不見了,他的臉色還像塊冰壓在我心上。我越走越心虛,胡思亂想。
還好,我們一直走一直走,走到楊柳青,東看西看好像沒有楊柳。一直走一直走,走到北倉,看見碉堡殘破,交通壕翻邊,鐵絲網零亂,大概是砲兵猛轟造成的吧,想見戰鬥還是很激烈。我們一直走下去,有路可走就好,這夜無星無月,野外有人不斷發射照明彈,(為甚麼?)顯示最後的戰時景色,冷光下依稀可見隊形蜿蜒。途中隊伍距離拉得很長,身旁沒人監視,可是一個人也沒逃走。走了半夜才投宿農家,老大娘為我們燒火做飯,整天僅此一餐,可是並不覺得餓。
第二天黎明上路,有大隊解放軍同行。我放慢腳步,一再用眼睛的餘光打量他們,他們的基本教練簡單馬虎,肩上的步槍東倒西歪。我注意他們的槍械,那時,「共軍用小米加步槍打敗國軍的飛機大砲」,已經成為流行的口號。我看見日軍的制式步槍「三八式」,國軍的制式步槍「中正式」。我心頭一懍,想起我在瀋陽揹過擦過的那枝槍,那枝槍流落何方?我還記得它的號碼,真想看看他們每個人的槍,看他們的號碼離我多近多遠。解放軍打天津,除了飛機以外,大砲機槍衝鋒槍甚麼武器都有,據「火器堂」網上資料,抗戰八年,內戰四年,聯勤的兵工廠大約製造了五十萬枝中正式步槍,我想平津戰役結束時,總有三十萬枝已經握在解放軍手中了吧?韓戰發生,中共派志願軍抗美援朝,正是用「中正式」跟聯軍大戰三百回合。
我們一直往北走,天氣忽然起了變化,風沙撲面而來,那風沙強悍詭異,難以形容。我拉低帽沿,掏出手帕遮臉,閉緊眼睛趕路,每隔幾秒鐘睜開一條縫,看一看腳下的路,塵土細沙趁勢鑽進來。四面一片濛濛的黃,空氣有顏色也有重量,鼻孔太小,難以呼吸。我想到我的眼睛,那時我只為眼睛耽憂,作家可以沒有手,沒有腳,必須有眼睛。現在我知道,那天我們遇上了「沙塵暴」,西北風挾帶內蒙的塵沙,向南撲來,它一年比一年嚴重,現在已經形成天災,華北東北都成災區。現在「沙塵暴」過境的時候,人取銷戶外活動,飛機停飛,沙塵落地造成「沙化」,土地沒法耕種,人民沒法安居。專家總是往壞處想,他們憂慮多少年後,東北華北一半變成少漠。倘若真有那麼一天,後世史家會指指點點,國共兩党興兵百萬,血流成河,爭的就是這幾粒沙。
當時風沙中辛苦掙扎,那會想這許多,我只耽心我的眼睛。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,風也停了。那是一個很大的村莊,瓦房很多。我們先在村頭一字排開,解放軍戰士抬了一個籮筐來,我們在軍官監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,把所有的東西掏出來,鈔票,銀元,戒指,手錶,都放在籮筐裡,我能了解,這是防止我們逃亡。所有的文件也要放進去,鋼筆,照片,符號,日記本,我明白,這是要從裡面找情報。他們做應該做的事情,好在我除了一張符號以外,甚麼財物也沒有。我的職位是個上尉軍需啊,軍隊裡不是常說「窮書記、富軍需」嗎,解放軍官看了我一眼,他怎知道我實際上是個「窮書記」?似乎懷疑,倒也讓我過關。他強調受訓以後所有的東西都會發還,這位軍官是我們的指導員。
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,我們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裡,屋裡沒有任何家具,大概是「階級鬥爭」取走了一切浮財。每一棟房屋都沒有門,應該是民伕拆下門做擔架去支援前方的戰爭。每一棟房屋也沒有窗櫺,這就奇怪了,我想不出理由來。既然門窗「洞」開,解放軍戰士管理俘虜,要看要聽,十分方便。夜間風雪出入自如,彷彿回到抗戰時期流亡學生的生活。
我必須說,解放軍管理俘虜還算和善寬鬆,伙食也不壞,一天兩餐,菜裡有肉。當然我們仍然要踏灰跳火,早晨起床以後,第一件事情是集體跑步,這時,住在這個村子裡的俘虜全員到齊,大概有兩百人左右,解放軍駐紮的武力大約是兩個班,果然一以當十。跑步之後,大家在廣場集合,班長登臺教唱,第一天學的是「解放區的天、是明朗的天」。這天夜裡降了一場淺淺的雪,天公慈悲,沒颳大風,早晨白雲折射天光,總算晴了。第二天學的是「換槍換槍快換槍,蔣介石,運輸大隊長,送來大批美國槍。」我聽了不覺一笑,也不知他們有幽默感、還是我有幽默感。
所謂受訓,除了跑步,就是唱歌。跑步容易唱歌難,終於有這麼一天,早操以後,班長教唱,劈頭就是「蔣介石,大流氓,無恥的漢奸賣國賊。」我張口結舌,這未免太離譜了吧?我讀過教會歷史,當年羅馬帝國打算消滅基督教,把教堂屋頂上的十字架拆來擺在地上,命令教徒一個一個踐踏,如今解放軍玩的是同樣的把戲。大約人同此心,解放軍班長領頭起句以後,全場默然,指導員一向不說話,臉色像上了一層釉子,這時帶著槍兵走過來,指著我們的鼻子喝問:「你為甚麼不唱?為甚麼不唱?」隊伍裡這才有了嗡嗡之聲。他不滿意,又一個一個指著鼻子喝令:「大聲唱!大聲唱!」隊伍裡的歌聲這才一句一句提高。
我一直不肯學唱,於是被指導員帶進辦公室。我模仿朱連長向副團長抗辯的態度,立正站好,姿勢筆挺,有問必答,一口一個「報告指導員。」他好像很受用,但是仍然厲聲斥責,「你已經解放了,為甚麼不唱解放軍的歌?」我告訴他,我是唱八路軍的歌長大的。不待他考問,我自動唱起來,我採取提要式的唱法,「在那密密的樹林裡,有我們無數好兄弟。」唱了兩句,馬上換另外一首,「風在吼,馬在嘯,黃河在咆哮。」再換一首,「延水濁,延水清,情郎哥哥去當兵,當兵要當八路軍。」再換一首,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,抗日軍不打抗日軍。」
他大喝一聲:「夠了!你這些歌現在沒人唱了,你到這裡來受訓,就是教你趕上形勢。」我說報告指導員,八路軍的那些歌真好,我們愛唱,有人禁止也禁不住。現在教的歌那裡比得上?現在這支歌怎麼這麼低俗?這那裡像解放軍的歌?我不顧他的反應,連唱帶說,他用銳利的眼神觀察我,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。我後來我知道,他們認為抗拒爭辯都是真情流露,他們對「真情」有興趣,如果我馬上無條件適應,他反而認為是虛偽,他們厭惡虛偽。
他沈默片刻,忽然問我對這裡的生活有甚麼意見。「報告指導員,沒有意見。」怎麼會沒有?他不信。「報告指導員,抗戰的時候,國民黨的游擊隊捉到了八路軍要活埋,我們都是該死沒死的人,在這裡吃得飽,睡得好,當然沒有批評。」這幾句話他聽得進。你對國民党還有甚麼幻想?「報告指導員,沒有任何幻想。」是不是還想倚靠蔣介石?「報告指導員,我跑江湖混飯吃,從來沒倚靠蔣介石。」大概這句話太沒水準,他皺了一下眉頭。那麼你對自己的前途有甚麼打算?「報告指導員,我的父親在南京做難民,我要到南京去養活他。」我簡化問題,隱瞞了弟弟和妹妹。他說南京馬上要解放了,全中國都要解放了,你去南京也是白去。他說他也有父母,個人的問題要放在全國解放的問題裡解決。
他靜待我的反應,我默不作聲。
他拿出一本小冊子來交給我,他說這是我從未讀過的書,他用警告的語氣說,「接受新知識的時候要用心,還要虛心。」他等著聽我的心得報告。那時候我的左眼開始腫脹疼痛,天津失守那天,我們逆風行軍,塵沙傷害了我的眼睛。他不看也不問我的病痛,他顯然打算教我用一隻眼睛讀他指定的教材。
俘虜營裡沒有醫療服務,班長忽然慈悲,替我弄到一截紗布,我只能把左眼包起來,乍看外表,倒是很像個傷兵。冷風吹拂,我發覺自己跑進指導員的射界,做了他的目標。他們閉上一隻耳朵,沒再強迫我我唱歌,我難道已在享受某種優待?代價是甚麼?我不知道在人群中隱身,也許因而不能脫身,我那年才二十四歲,對中共多少有用處。
五年前我也許願意加入共青團,可是我的人生觀改變了,我一心嚮往個人自由,我曾在新聞紀錄片裡看見要人走出飛機,儀隊像一堵磚牆排列在旁邊,新聞記者先是一擁而上,後是滿地奔跑追趕,我當時曾暗暗立下志願,從那一堵牆中走出來,到滿地亂跑的人中間去。其實「自由」也有陰暗面,那時我還不知道「事情總是向相反的一面發展」。
我己放棄一切偉大非凡的憧憬,無論是入世的還是出世的。我只求能有必需的收入,養活父親,幫助弟弟妹妹長大。我已知道解放區絕對沒有這樣的空間,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難適應,他對老百姓的期許我無法達到,我只有到「腐化的、封建的、自私的、渙散的」社會裡去苟活。我必須奔向南京。
腳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嗎?顯然沒有。如果我的左眼長期發炎得不到治療,必定失明,中共不會要一個殘廢的人,那樣我就可以一隻眼睛去南京。我猜父親看見一個「眇目」的兒子回來,不會有快樂的表情,但是半盲的乞丐也許會得到慷慨的施捨。我在兩利兩害之間忐忑不安。那時我的父親並不知道他自己也面臨選擇:損失一個兒子、或者僅僅損失兒子的一隻眼睛。
我始終沒讀指導員交給我的那本書,只是偶然揭開封面看了一眼。果真「開卷有益」,封面裡空白的那一頁蓋了一個圖章:「東北軍政大學冀熱遼邊區分校圖書館」,正好蓋在左下角。我大吃一驚,天造地設,一張空白的公文紙,可以由我寫一張路條。我以前從未想到逃走,這時左右無人,不假思索,我悄悄把它撕下來。解放軍顯然還未建立文書制度,士兵文化水平低,沒有能力鑑別公文真偽,如果他們不放我,我也有辦法!圖章的印文是楷書簡體,後來知道,中共的印信一律廢棄篆書。
左眼越來越痛,「難友」朱少校幫助我,他說用食鹽水沖洗可以延緩病情。我到附近農家討鹽,一位太太說,她家的鹽用光了,還沒有補充,她讓我進廚房察看,柴米油鹽一無所有,鍋灶冰冷,使我想起「朝朝寒食」。我走進另一農家,當家的太太說她可以給我一撮鹽,但是必須班長許可。我又到處去找班長。
討到了鹽,朱少校捲起袖子,客串護士。每一次我只能討到一撮鹽,好一個慈悲的班長,他天天帶我奔波找鹽,他走在前面,我在後面六英呎左右跟著,他沉默無聲,農家看他的臉色行事。今天回想,我最大的收獲不是食鹽,我有機會看到「老解放區」人民的生活。好像家家都沒有房門。我沒看見男人。天氣晴朗,陽光普照,打麥場邊怎麼沒有一群孩子嬉戲,沒有幾隻狗搖著尾巴團團轉,怎麼沒有老翁抽著旱菸袋聊天,怎麼也沒有大雞小雞覓食,也沒見高高堆起來的麥桿高粱桿。安靜,清靜,乾乾淨淨,一切投入戰爭,當初「不拿人民一針一線」,而今「人民不留一針一線」,這就是解放戰爭的魅力,這就是每一個班長的驕傲。
我在俘虜營的那段日子,外面發生了兩件大事,蔣介石總統宣佈「引退」,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;傅作義接受局部和平,北平解放。我們看不到報紙,兩件事都由班長口頭宣佈,我還記得,蔣氏引退的消息夜晚傳到俘虜營,我們都已躺好,宿舍裡沒電燈,班長站在黑暗裡說,蔣介石「引退」了,理由是「不能視事」。我了解<中華民國憲法>,其中提到總統「缺位」和總統「因故不能視事」,兩者有很大的區別,班長聲調平靜,用字精準,把「不能視事」重複了一次,表示強調,很有政治水準。也許是黑暗遮住了臉孔吧,大家竟鼓起掌來,那時大家在心理上忽然變成觀眾,歹戲拖棚,不如早點落幕,散場回家。
散場以後一定可以回家嗎?天曉得!資料顯示,內戰第一年,六十萬俘虜參軍,第二年,七十萬俘虜參軍。濟南十萬俘虜,或參軍,或勞動生產,一個不放。中共佔有東北全境後決定釋放俘虜,而我恰恰在這個時候被俘,硬仗已經打完,俘虜太多,無處消耗,索性由他們投奔國民党,國民黨既要照顧他們,又要防範他們,雙方必然產生矛盾,他們縱然抗拒洗腦,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點影響,他們不知不覺會把影響帶到國府統治的地區,成為活性的「病灶」。世事總是如此,又是如此,千千萬萬小人物的命運繫於大人物一念之間。必須說,中共這一著高明!千千萬萬「來歸官兵」到了台灣,跟軍政機構之間恩怨難分,敵我不明,消耗多少元氣。
我們在俘虜營過陰曆年,萬年曆顯示,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,歲次己丑。事後推想,那時他們已經決定釋放我們了,所以停止一切爭取吸收的工作。大約是為了留些「去思」,過年這天午餐加菜,質量豐富,一個高官騎著馬帶著秧歌隊出現,據說是團政委。我第一次看見扭秧歌,身段步伐很像家鄉人「踩高蹺」,親切,可是無論如何你不能拿它當做中國的「國風」。他們唱的是「今年一九四九年,今年是個解放年,鑼鼓喧天鬧得歡,我給大家來拜年。」先是縱隊繞行,然後橫隊排開,唱到最後一句,全體向我們鞠躬,我又覺得折煞。
團政委登臺訓話,我用我的一隻眼睛努力看他,希望看得清、記得牢。他的氣質複雜,我當時用三句成語概括記下:文質彬彬,威風凜凜,陰氣沉沉。我在抗戰時期見到的共產党人,跟我被俘以後見到的解放軍人完全不同,後者比較陰沉。有人解釋,中共陰沉是由于俄共陰沉,俄共陰沉是由於氣候嚴寒。有人作另一種解釋,中共陰沉是因為他們捨身革命,生活在逮捕和屠殺的陰影之下,因而培養出特殊的氣質。家鄉父老常說「一分材料一分福」,團政委口才好,勝過連指營指。他稱讚我們都是人才,可惜走錯了路,迷途知返不嫌晚,誰願意參加解放軍,他伸出雙手歡迎。然後他加強語氣,誰對國民黨還有幻想,解放軍發路費,發路條,願意去南京的去南京,願意去廣州的去廣州,願意去台灣的去台灣,你們去的地方都要解放,你們前腳到,解放軍後腳到,水流千遭歸大海,誰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。一番話鏗鏘有聲,驚心動魄。他最後強調解放軍守信用,說話算數,路條路費明天就發給你們,任你們行動自由。大家聽呆了,「啼笑俱不敢」,沒人鼓掌。演說完畢,團政委上馬,他還要到另一個村莊去演說,大概他要走遍附近的村莊。
解放軍說話算數,第二天路條到手,……
(下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