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山奪路 (簡體字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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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發行: 北京三聯書店
出版年: 2013 (2013年 1月初版)
總頁數: 278
ISBN 978-7-108-04229-3
内容简介 (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)：
中国在八年对日抗战之后，接着是四年国共内战。＜关山夺路＞一书就是作者王鼎钧在内战中的遭遇。那时万民流离失所，王鼎钧从军觅食，在中国大陆奔驰六千七百英里，经历了国民政府的宪兵训练，东北接受，平津会战，解放军战俘营拘禁，京沪撤退，在大场面中掇拾小故事，以「冰山理论」从小故事见大局变化和众生苦难。全书各章中作者独得之逸闻、轶事、掌故无数，以作者之突困求生为主线一以贯之，作者称之为串珠式写法，对读者非常有吸引力。论者认为「此书气势奔腾澎湃，与历史大江的节奏相应。」「对熟知的事件有非常新鲜的感觉，重新认识历史。」史家认为此书「以细节为史籍作补充，堪称庶民历史的典范之作」。教育界人士建议现时的年轻人一读此书，了解他们的父兄一代。
出版年: 2013 (2013年 1月初版)
總頁數: 278
ISBN 978-7-108-04229-3
内容简介 (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)：
中国在八年对日抗战之后，接着是四年国共内战。＜关山夺路＞一书就是作者王鼎钧在内战中的遭遇。那时万民流离失所，王鼎钧从军觅食，在中国大陆奔驰六千七百英里，经历了国民政府的宪兵训练，东北接受，平津会战，解放军战俘营拘禁，京沪撤退，在大场面中掇拾小故事，以「冰山理论」从小故事见大局变化和众生苦难。全书各章中作者独得之逸闻、轶事、掌故无数，以作者之突困求生为主线一以贯之，作者称之为串珠式写法，对读者非常有吸引力。论者认为「此书气势奔腾澎湃，与历史大江的节奏相应。」「对熟知的事件有非常新鲜的感觉，重新认识历史。」史家认为此书「以细节为史籍作补充，堪称庶民历史的典范之作」。教育界人士建议现时的年轻人一读此书，了解他们的父兄一代。
Sold Out
选文试读：（一）我所看到的日俘日侨
抗战胜利，日本军人缴械投降，叫做日俘，住在中国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侨，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机构管理他们，这个机构的名称，今人说法分歧，我记得我看见的招牌是「日侨俘管理处」。侨俘两个字破例密接，印象深刻。
那时「中国本部」（不包括东北和台湾）有日俘一百二十八万三千多人，日侨约八十万人，中国政府要把他们送回日本，当时称为「遣俘」和「遣侨」。那时「中国本部」使用广州、上海、秦皇岛、青岛等十三个港口进行遣送工作，上海最受重用，资料显示，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万人，日侨约六十万人。我们逗留京沪时，遣送工作还没有结束。
国际通例，战胜国有权使用战俘的劳力。我们到南京时，看见日俘正在挥汗修路，江湾新建的机场尚未修好，仍由日俘继续施工。多年后，美国好来坞拍了一部有名的电影：「桂河大桥」，演出英军战俘修桥的故事。虽然是做了俘虏，为敌人修桥，那个英军上校还是很兴奋，他说，身为军人，一生做的都是破坏工作，难得有机会建设，他一定要督率部下，提高工程水平。日军攻打中国，一枪一个洞，一弹一个坑，留下无数断桥残壁，徵用他们出力建设，也是一种教育。
有一天，我去看他们修路，皇军一变而为苦力，也是千载难逢的景观。那时机械器材缺乏，修路还是靠锹和镐，他们挖过许多战壕掩体，操作十分熟练。动作比较慢，似乎不甘心？但是一锹一镐下去很确实，不敷衍了事，也没看见有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菸喝水。军官带队督工，工地狭长，他不停的走动察看。盟军规定，日俘遇见战胜国的军人，不论对方阶级高低，都要敬礼，而对方不必还礼。（这是长官惟一叮嘱过的注意事项。）乖乖，他向我敬礼的时候，我还真觉得如在梦中。下次再去，我到马路对面远远的看，躲着他。连上有个班长，他每天故意走过工地，每天享受一个敬礼，大日本皇军的军官，动作敏捷，姿势正确，从未违背盟军的规定。我听见有人笑那班长无聊，那班长说，「抗战八年，除了这个，咱们还能捞到甚麽？」
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，那裡参加劳动的人数多，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，乍见之下，产生错觉，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，包围上海。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，儘管鞋袜破旧，军服肮髒，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，目不斜视，无人交头接耳。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，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，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，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。那时怎麽也没料到，两年零十一个月后，我狼狈奔往江湾，由江湾逃出大陆。
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，人家不要。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「去思」，他们办到了，报纸杂誌不断有人称道他们。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，纪律严整。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，被服装具一丝不苟。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乾乾淨淨。据说他们登船回国，秩序井然，无人抢佔好位子，而且让妇孺优先。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，只准带很少的钱、很少的随身用品，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，一隻手錶，一隻自来水笔。宪兵检查严格，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。
不久，我们走海路赴东北，葫芦岛登岸，正是夕阳西下，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，接受检查，老人弯着腰，排在最前面，然后是妇女，牵着小孩子，最后才是青壮男子。队伍很长，没有声音，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，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，连小孩子都不走、不跳、不哭、不叫。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，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，外壳油漆班剥，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：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，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？
「可怕的日本人」！京沪的论客如此判断，他们籍小报一角，谈日本军人在琉磺岛上的壮烈，谈日本侨民在塞班岛上的壮烈，谈「自杀飞机」在空中的壮烈。我今天重读关于「神风特攻队」的记述，两千五百一十九个日本青年，志愿献身，他们驾着特製的小飞机，带着重磅炸弹，全速冲向美国军舰，粉身碎骨。他们炸沉了普林斯顿航空母舰，怀特普来恩斯航空母舰，以及其他军舰。美国的生产力雄厚庞大，马上可以补充损失，日本的自杀飞机却用光了。无论神风队如何英勇，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仍然节节败退，亡国的命运注定，神风战术不能挽回。最后，执行此一战术的日本第五海军航空司令宇垣，亲自登上自杀飞机出动攻击；发明此一战术的海军参谋长大西切腹自杀，他留下遗书，对英勇牺牲的神风队员道谢，对那些队员的家属道歉。
日本政府欺骗了日本青年，执行骗术的将领过于「入戏」，「入乎其中」而无法「出乎其外」，跟着假戏真做了。但是我至今不能认定这是中肯的论断，无论如何，日本军人的品质是优秀的，日本政府浪费了他们。无论如何，政略错误不能由军人用投降叛变来纠正。战地军管，军权至高，当地司令官以通敌和作战不力之类的罪名杀了多少人！结果高级将领以千万士兵做投降的资本，换一个新官位，无论如何我不能承认这样的军人「优于」那样的军人。
然而那样的军人的确可怕。抗战时期，我们都熟知兵学家蒋百里的名言，他说日本盛产清酒、樱花和鲤鱼，这三样东西可以代表日本人：清酒没有后劲，象征日本的国力难以为继；樱花突然满树盛开，也一夜败落乾淨，象征日本的国运无常；厨师烹鱼前，鲤鱼躺在砧板上不动，象征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。可怕的是清酒喝光了、酒厂再造，樱花谢尽了、明年重开，鲤鱼死了、来世轮迴，京沪论客高分贝呼喝，教人莫唱「何日君再来」。
投降，日本军人一万个不甘心，閒言閒语很多。中国政府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南京「受降」，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，两人留下历史性镜头。我乍见那张照片时，觉得甚麽地方不对劲，看了几十年，终于看出眉目来，那位降将双手送出「那张纸」时，纸离桌面太近，太低，「那张纸」也没过桌面的中线，何大将得伸长胳臂俯着上身接过来，「降将」有机心，何上将恐怕是有些慌张。单就那授受片刻而论，日本没输。
然而一般军人也的确可怜，无论精神上、物质上他们都贫无立锥，日本的一切资源都被战争耗尽，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」他们回去连食物也没有。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强姦过中国妇女，此人的妻女正在卖淫，如果此人放火烧掉中国人的房子，此人的祖居己被烧夷弹或原子弹化为灰烬，如果此人用他的东洋皮靴踢过中国人的孩子，中国学童正把日本孩子推入水中。即使此人从未抢过中国人的东西，他的家已遭中国游民侵入，喜欢甚麽拿甚麽，「你们从中国人家裡抢来的、我们收回。」即使此人一向尊敬中国读书人，中国学生打日本教师也形成一时风气。
东北人性情刚烈，属于「北方之强」，那时他们远在「化外」，没听见「以德报怨」的广播，「恩仇不报非君子」，动手杀死许多日俘。多少日俘日侨被飞机炸死，被老百姓杀死，衣服被人扒光冻死，多少人生了病，得不到治疗，也是一死，还有不少人自杀而死。死神一次一次筛选，最后大难不死，再回到日本去受罪。现在读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的＜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＞，书中有许多见証，跟我当初听到的传闻八九不离十。
天皇下诏投降，教他们「不能忍者忍之，不能受者受之，」可怜天皇那裡知道个中隐痛辛酸。「忍」能维持自尊，也许这是日本人的特点，但是也只有在中国人手中办得到，或许可以说，这才是中国给他们的特惠。「南京大屠杀」一笔帐，算来算去算到日军将领谷寿夫头上，他是第六师团长，一九四五年进佔南京。中国法庭审判他，他十分庄重的说，他不知道有大屠杀，他从未下过那样的命令，但是他说，如果他的部下真的那样做了，他有责任，他愿意负起责任。声调沉稳，要言不烦。中国法庭杀了他，「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」，大体上说，盟国法庭杀战犯，仅仅杀了他们的肉体，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幽魂早在日本復活。任何国家都得有国魂，日本打造国魂，二战战犯的幽魂也做了材料，十四名甲级战犯的灵位移到靖国神社--、日本的忠烈祠。二OO一年盂兰盆假期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，他说，那些战犯在艰难岁月中怀着对祖国未来的信念，血洒疆场，英灵不泯。
我们到了渖阳，听到苏联军队干的坏事。姦淫掳掠的事容后再谈，单说对待俘虏，史大林把二十八万日俘运往西伯利亚做苦工，飢寒交迫，劳动量很大，估计他们以青壮之年憔悴而死，史大林杀了他们的身体，也杀了他们的灵魂。一九五O年，苏联把「在中国犯罪」的日本战犯交给中共，其中包括在山东执行「三光」政策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，关东军製造细菌武器的七三一部队支队长神厚秀夫。中共还是杀了他们的灵魂。
日本关东军大约有十万人不愿投降，抛弃妻子儿女，遁入长白山中，再也没有出来。长白山区冬季有四十天下雪，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，他们没有生存的条件。奇怪的是没有人逃回来，估计最后的结局是集体自杀，而且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强迫自杀。他们的妻女担当另一种角色。那时国民政府船隻有限，东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，我到渖阳时，马路两侧日侨摆了多少地摊，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，维持目前的生活，大件如钢琴沙发，小件如玩偶花瓶，虽说家产充公，当局并未禁止。那些专售「小件」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，日本文化琳琅满目，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「跪」着一个女子，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，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，她们给「男子」留面子。她低着头，双目下垂，并不真正照顾她的货物，任凭顾客自动取货，自动照标价付款，如果有人白白拿走，她也没有任何表示。偶然有男人（多半是关内来的中国大兵）伸手去摸她的脸蛋儿，强迫她抬起脸来，她的反应是「三不」：不合作，不挣扎，不出声。
那时还有日本女子沿街叫卖自己製作的食物，据说她们都是日本官员的女儿。日本女子也在街头搭建临时的小木屋卖酒，拉起白布条做成的广告，中年妇女炒菜，少女担任招待，二十岁模样的少女，穿着和服，站在柜臺裡面，端出咸豆花生米，把酒盃斟满。顾客多半是东北的工人或马车夫，这些粗卤的男人乘其不备出手突袭，摸她们的胸脯，或者揪住头髮吻她的脸，她们都能说汉语，可是没有抗议争吵，也不流泪，默默承受一切。
资料显示，东北地区有日侨一百三十万人。渖阳一地大约有二十万人，其中妇女佔百分之七十，包括由日本来的营妓舞女。日本佔领东北后，向东北大量移民，移民是他经营东北的重要手段之一，日本人是特权份子，一声投降，全成了搁在沙滩上的鱼。那时她们非常恐惧，她们熟知日军在中国造了甚麽样的孽，伸长了脖子等待中国军人的屠刀。她们为丈夫乞命，为子女乞命，为自己乞命，既而发现中国男人所要的不过如此。她们也弄不清楚眼前这个中国人谁有多大权限、谁能发挥多少影响力，她们完全顺从「中介人」的摆佈。
所谓中介人，主要的是日俘管理所的中国干部，各方「权势」向他们要女人，他们晚间把年轻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。渖阳外围某市的市长，每夜换一个日本女子侍寝，他向人夸耀，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个日本女子，自称民族英雄。管理日侨的处长和他所属的许多所长，都由当地党政要员兼任，他们从来不把这项兼职写在履历表上，他们的传记和墓誌铭夸尽当年勇，从未提起管理日俘这一段。
「淫媒」之类的人物也应运而生。我有一位本族的长辈，他在关内工作，因业务需要，经常往来渖阳，为起居方便，他在渖阳市买了一幢日式房屋，他若不来渖阳，房子就由他军中的密友们自由使用。管理房屋的副官告诉我，许多上校、少将级的人物轮流在那幢房子裡宿夜，年老的日本妇女晚上送年轻的日本女子来，那些军官喝酒的节目也省了，有时一个人睡人家两个，有时两个人睡人家一个。关于这幢房子和它的主人，以后还有故事可讲。
美色也是阶级，漂亮女子总是归官位高的人，门当户对。聪明的美女也总是赶快找一个「英雄」献身，受他的保护，免得再去伺候一个一个「人下人」。那年代，女囚收监以后，倘若无背景而有姿色，很可能由典狱长之类的人物召去陪睡，若是不从，她就会落进那些看守员的手裡，他们轮流纵慾，使她悔不当初。日本女子毫不迟疑接受了她们的命运，而且竭力减少了损害。
据说在床上，日本女子委屈迎合，那一份从裡到外澈底奉献，才真是「无条件投降」。而且她们穿着华美的和服来，脱掉和服，裡面并没有内衣，男人的这份骄傲和享受，也许只有皇帝召幸后宫嫔妃才可以得到。日本男人太刚，幸亏日本女人来补救，战胜国的男人尝过日本女子的委婉承接之后，对这个战败国有宽恕心。
后来我到台湾，结识了一位剧作家，他当年在军中做政工，他的部队第一批出关，进佔渖阳。他的官阶虽然低，却也有一段醇酒妇人的日子，他说，他们当时的口头禅是「以个人幸福庆祝抗战胜利」。他胸中有许多日侨女子的故事，但是没来得及写出来。
我从他那裡知道，日本的少妇和少女，装束有别，他们找来的都是少妇，上了床才发现是少女。他们纳闷：向来只见少妇冒充少女，何曾听说「反串」？后来明白了，日本少女认为贞操神圣，妇人就没那麽严重，她以少妇装扮保留自尊心，同时她也表示大割大捨，没有甚麽「过渡」。那时中国男人嫖妓，也指明要日本女子，老鸨常以中国女子冒充。有经验的嫖客说，识别真伪很容易，你把手伸进女孩子的衣服裡，抚摸她的胸部，如果她的肌肉温暖柔软，她是日本人；如果她的肌肉冰冷僵硬，她是中国人。面对横逆，日本女子有她的哲学，她完全撤除了心理的防线。日本女子挂在十字架上，替日本男人担当罪孽。
动荡之世，「每一个维持尊严的男人，背后都有一个牺牲尊严的女人。」日本男人亏欠中国人，中国男人亏欠日本女人。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美色，正如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权势，双方都有自知之明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连我们的几个班长都没留空白，他们总是白天外出，匆匆赶回来参加晚点名，一脸酒色财气，连长训话，要求大家「节制」。后来知道，美军佔领日本以后，日本女子为美军官兵佈置温柔乡，赚外汇，也争取美国对日本的同情。美国记者发出报导：「东京的妇女大半是妓女」。中国记者水平高：「日本的女子大半是西施。」西施牺牲肉身，图利本国。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台湾企业家许文龙旧话重提，他称赞日本女人牺牲色相，挽救日本危亡。
选文试读：（二）天津中共战俘营半月记
解放军攻克天津的时候，对处理大批俘虏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经验，缴械就擒的国军官兵也很合作，好像一切水到渠成。
我的遭遇或许有代表性。我们这十几个后勤军官听从解放军的指挥，离开住所。路上只见掉下来的招牌，断了的电话线，倾斜翻转的电车汽车。成群结队的解放军交臂而过，没人看我们，我偷偷的看他。我们走进一所学校，只见成群的俘虏从各个方向陆续涌来，挤满了房子，挤满了院子。他们都是在第一线缴械就擒的战斗人员，军官跟士兵穿一样的衣服，一律不佩符号，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阶级，比方说，士兵穿又髒又旧的军服，连长穿乾乾淨淨的军服，团长穿崭新的军服。解放军的一位营指导员坐在校长办公室裡管理我们，我们人数这麽多，他们仅仅一位营指导员，身旁几个通信兵，门口几个卫兵，胸有成竹，不慌不忙。他们已有丰富的经验。
虽说是押送和集中监视，他们并未怎样注意我们，反倒是我，我没忘记我是（或者准备是）一个作家，赶紧趁机会观察新事物，「观察」是作家的第二天性。虽说是东北解放军入关，那些战士并不魁梧健壮，个个脸色憔悴，嘴唇皴裂，双手赤红，我耽心他们生冻疮。有人光着头，大概是战斗中失去了帽子，倒是没人伸手来摘我们的皮帽子，很难得！他们没穿大衣，腰间扎着宽大的布带，想是为了御寒。装备陈旧，多是民间用手工缝製，土布的颜色单调，军容灰暗，只有腰间插着一双新布鞋崭新，兵贵神速，他们一昼夜可以急行两百华里，鞋子是最重要的装备。还记得国军宿营的时候，照例派人四出侦察，报告说百里之内并无敌踪，于是放心睡觉，谁知拂晓时分已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，神通就在这双布鞋。个别看，解放军那裡是雄师？何以集体表现席捲江山？当时被俘的国军军官陷入沉思，没有答案。
我设法挤到办公室门口去看指导员，他抽菸，看不出香菸牌子，闻气味品质不坏。一个国军军官挤进来向他介绍自己是是甚麽团的团长，跟指导员攀同乡，团长是在战斗位置上被俘的，他已经好多天没回家了，要求指导员行个方便，让他回去看看孩子，他发誓一定回来报到。又有一个军官挤进来，他说他跟解放军司令员刘亚楼是亲戚，刘亚楼指挥解放天津的战斗，目前人在市内，他要求去找刘亚楼见面。那位指导员一面抽菸一面微笑，慢动作撕开香菸盒，掏出铅笔来写字，他用香菸盒的反面写报告，向上级请示。通讯兵去了又回来，字条上面批着两个字：「不准」，用的也是铅笔。他们的公文程序怎麽简化到这般程度，我非常惊异。指导员拿批示给他们看，不说话。
战斗结束了，许多国军军官没有回家，有些太太真勇敢，牵着小孩出来找丈夫。她们有人找到我们这一站，卫兵不许她们进来，但是可以替她们传话，「某某团的副团长某某在这裡没有！你太太带着孩子在门口找你！」这样的话由大门外传到大门裡，由院子裡传到屋子裡，没有反应。于是有人高声喊叫，重複一遍又一遍，还是没有回声。于是有人低声议论，就算他在这裡也不敢出头承认，他还想隐瞒身份呢。那时国军军官被俘后常常谎报级职姓名，武官冒充文官，将校官冒充尉官，这样做都是枉费心机，以后还有多次清查，总有办法把你一个一个揪出来。
俘虏实在太多了，解放军不断增加临时收容的地方，我们这裡一批人疏散出去，腾出空间，开始进行下一个程序，「区分山羊绵羊」。第一步，军官和士兵分开，他们把士兵带走了。第二步，上校以上的军官和中校以下的军官分开，他们又把上校以上的军官带走了。斩头去尾，我们中间这一段人数最多，这才发现我们那个单位只来了我们十几个呆鸟，别人早有脱身之计，人人祕而不宣。两个月后我逃到上海，发现我们的新老闆先到一步，住在一栋花园楼房裡。四个月后我逃到台北，陆续遇见许多同仁，他们也都是狡兔。
俘虏分类之后进行编队，编队之后立即前往指定的地点受训，指导员不再微笑，也没有讲话，他只是冷冷的看部下工作，他的部下也不多讲话，只是冷冷的工作，一片「晚来天欲雪」的感觉。他们为甚麽不讲话？这是不祥之兆吗？由闹烘烘到冷冰冰，看看日色西沉，解放军似乎要赶快把俘虏弄出天津市区，出门以后指导员不见了，他的脸色还像块冰压在我心上。我越走越心虚，胡思乱想。
还好，我们一直走一直走，走到杨柳青，东看西看好像没有杨柳。一直走一直走，走到北仓，看见碉堡残破，交通壕翻边，铁丝网零乱，大概是砲兵猛轰造成的吧，想见战斗还是很激烈。我们一直走下去，有路可走就好，这夜无星无月，野外有人不断发射照明弹，（为甚麽？）显示最后的战时景色，冷光下依稀可见队形蜿蜒。途中队伍距离拉得很长，身旁没人监视，可是一个人也没逃走。走了半夜才投宿农家，老大娘为我们烧火做饭，整天仅此一餐，可是并不觉得饿。
第二天黎明上路，有大队解放军同行。我放慢脚步，一再用眼睛的馀光打量他们，他们的基本教练简单马虎，肩上的步枪东倒西歪。我注意他们的枪械，那时，「共军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国军的飞机大砲」，已经成为流行的口号。我看见日军的制式步枪「三八式」，国军的制式步枪「中正式」。我心头一懔，想起我在渖阳揹过擦过的那枝枪，那枝枪流落何方？我还记得它的号码，真想看看他们每个人的枪，看他们的号码离我多近多远。解放军打天津，除了飞机以外，大砲机枪冲锋枪甚麽武器都有，据「火器堂」网上资料，抗战八年，内战四年，联勤的兵工厂大约製造了五十万枝中正式步枪，我想平津战役结束时，总有三十万枝已经握在解放军手中了吧？韩战发生，中共派志愿军抗美援朝，正是用「中正式」跟联军大战三百回合。
我们一直往北走，天气忽然起了变化，风沙扑面而来，那风沙强悍诡异，难以形容。我拉低帽沿，掏出手帕遮脸，闭紧眼睛赶路，每隔几秒钟睁开一条缝，看一看脚下的路，尘土细沙趁势鑽进来。四面一片濛濛的黄，空气有颜色也有重量，鼻孔太小，难以呼吸。我想到我的眼睛，那时我只为眼睛耽忧，作家可以没有手，没有脚，必须有眼睛。现在我知道，那天我们遇上了「沙尘暴」，西北风挟带内蒙的尘沙，向南扑来，它一年比一年严重，现在已经形成天灾，华北东北都成灾区。现在「沙尘暴」过境的时候，人取销户外活动，飞机停飞，沙尘落地造成「沙化」，土地没法耕种，人民没法安居。专家总是往坏处想，他们忧虑多少年后，东北华北一半变成少漠。倘若真有那麽一天，后世史家会指指点点，国共两党兴兵百万，血流成河，争的就是这几粒沙。
当时风沙中辛苦挣扎，那会想这许多，我只耽心我的眼睛。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，风也停了。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，瓦房很多。我们先在村头一字排开，解放军战士抬了一个箩筐来，我们在军官监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，把所有的东西掏出来，钞票，银元，戒指，手錶，都放在箩筐裡，我能了解，这是防止我们逃亡。所有的文件也要放进去，钢笔，照片，符号，日记本，我明白，这是要从裡面找情报。他们做应该做的事情，好在我除了一张符号以外，甚麽财物也没有。我的职位是个上尉军需啊，军队裡不是常说「穷书记、富军需」吗，解放军官看了我一眼，他怎知道我实际上是个「穷书记」？似乎怀疑，倒也让我过关。他强调受训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会发还，这位军官是我们的指导员。
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，我们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裡，屋裡没有任何家具，大概是「阶级斗争」取走了一切浮财。每一楝房屋都没有门，应该是民伕拆下门做担架去支援前方的战争。每一栋房屋也没有窗櫺，这就奇怪了，我想不出理由来。既然门窗「洞」开，解放军战士管理俘虏，要看要听，十分方便。夜间风雪出入自如，彷彿回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生活。
我必须说，解放军管理俘虏还算和善宽鬆，伙食也不坏，一天两餐，菜裡有肉。当然我们仍然要踏灰跳火，早晨起床以后，第一件事情是集体跑步，这时，住在这个村子裡的俘虏全员到齐，大概有两百人左右，解放军驻扎的武力大约是两个班，果然一以当十。跑步之后，大家在广场集合，班长登臺教唱，第一天学的是「解放区的天、是明朗的天」。这天夜裡降了一场浅浅的雪，天公慈悲，没颳大风，早晨白云折射天光，总算晴了。第二天学的是「换枪换枪快换枪，蒋介石，运输大队长，送来大批美国枪。」我听了不觉一笑，也不知他们有幽默感、还是我有幽默感。
所谓受训，除了跑步，就是唱歌。跑步容易唱歌难，终于有这麽一天，早操以后，班长教唱，劈头就是「蒋介石，大流氓，无耻的汉奸卖国贼。」我张口结舌，这未免太离谱了吧？我读过教会历史，当年罗马帝国打算消灭基督教，把教堂屋顶上的十字架拆来摆在地上，命令教徒一个一个践踏，如今解放军玩的是同样的把戏。大约人同此心，解放军班长领头起句以后，全场默然，指导员一向不说话，脸色像上了一层釉子，这时带着枪兵走过来，指着我们的鼻子喝问：「你为甚麽不唱？为甚麽不唱？」队伍裡这才有了嗡嗡之声。他不满意，又一个一个指着鼻子喝令：「大声唱！大声唱！」队伍裡的歌声这才一句一句提高。
我一直不肯学唱，于是被指导员带进办公室。我模彷朱连长向副团长抗辩的态度，立正站好，姿势笔挺，有问必答，一口一个「报告指导员。」他好像很受用，但是仍然厉声斥责，「你已经解放了，为甚麽不唱解放军的歌？」我告诉他，我是唱八路军的歌长大的。不待他考问，我自动唱起来，我採取提要式的唱法，「在那密密的树林裡，有我们无数好兄弟。」唱了两句，马上换另外一首，「风在吼，马在啸，黄河在咆哮。」再换一首，「延水浊，延水清，情郎哥哥去当兵，当兵要当八路军。」再换一首，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抗日军不打抗日军。」
他大喝一声：「够了！你这些歌现在没人唱了，你到这裡来受训，就是教你赶上形势。」我说报告指导员，八路军的那些歌真好，我们爱唱，有人禁止也禁不住。现在教的歌那裡比得上？现在这支歌怎麽这麽低俗？这那裡像解放军的歌？我不顾他的反应，连唱带说，他用锐利的眼神观察我，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。我后来我知道，他们认为抗拒争辩都是真情流露，他们对「真情」有兴趣，如果我马上无条件适应，他反而认为是虚伪，他们厌恶虚伪。
他沉默片刻，忽然问我对这裡的生活有甚麽意见。「报告指导员，没有意见。」怎麽会没有？他不信。「报告指导员，抗战的时候，国民党的游击队捉到了八路军要活埋，我们都是该死没死的人，在这裡吃得饱，睡得好，当然没有批评。」这几句话他听得进。你对国民党还有甚麽幻想？「报告指导员，没有任何幻想。」是不是还想倚靠蒋介石？「报告指导员，我跑江湖混饭吃，从来没倚靠蒋介石。」大概这句话太没水准，他皱了一下眉头。那麽你对自己的前途有甚麽打算？「报告指导员，我的父亲在南京做难民，我要到南京去养活他。」我简化问题，隐瞒了弟弟和妹妹。他说南京马上要解放了，全中国都要解放了，你去南京也是白去。他说他也有父母，个人的问题要放在全国解放的问题裡解决。
他静待我的反应，我默不作声。
他拿出一本小册子来交给我，他说这是我从未读过的书，他用警告的语气说，「接受新知识的时候要用心，还要虚心。」他等着听我的心得报告。那时候我的左眼开始肿胀疼痛，天津失守那天，我们逆风行军，尘沙伤害了我的眼睛。他不看也不问我的病痛，他显然打算教我用一隻眼睛读他指定的教材。
俘虏营裡没有医疗服务，班长忽然慈悲，替我弄到一截纱布，我只能把左眼包起来，乍看外表，倒是很像个伤兵。冷风吹拂，我发觉自己跑进指导员的射界，做了他的目标。他们闭上一隻耳朵，没再强迫我我唱歌，我难道已在享受某种优待？代价是甚麽？我不知道在人群中隐身，也许因而不能脱身，我那年才二十四岁，对中共多少有用处。
五年前我也许愿意加入共青团，可是我的人生观改变了，我一心嚮往个人自由，我曾在新闻纪录片裡看见要人走出飞机，仪队像一堵砖牆排列在旁边，新闻记者先是一拥而上，后是满地奔跑追赶，我当时曾暗暗立下志愿，从那一堵牆中走出来，到满地乱跑的人中间去。其实「自由」也有阴暗面，那时我还不知道「事情总是向相反的一面发展」。
我己放弃一切伟大非凡的憧憬，无论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。我只求能有必需的收入，养活父亲，帮助弟弟妹妹长大。我已知道解放区绝对没有这样的空间，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难适应，他对老百姓的期许我无法达到，我只有到「腐化的、封建的、自私的、涣散的」社会裡去苟活。我必须奔向南京。
脚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吗？显然没有。如果我的左眼长期发炎得不到治疗，必定失明，中共不会要一个残废的人，那样我就可以一隻眼睛去南京。我猜父亲看见一个「眇目」的儿子回来，不会有快乐的表情，但是半盲的乞丐也许会得到慷慨的施捨。我在两利两害之间忐忑不安。那时我的父亲并不知道他自己也面临选择：损失一个儿子、或者仅仅损失儿子的一隻眼睛。
我始终没读指导员交给我的那本书，只是偶然揭开封面看了一眼。果真「开卷有益」，封面裡空白的那一页盖了一个图章：「东北军政大学冀热辽边区分校图书馆」，正好盖在左下角。我大吃一惊，天造地设，一张空白的公文纸，可以由我写一张路条。我以前从未想到逃走，这时左右无人，不假思索，我悄悄把它撕下来。解放军显然还未建立文书制度，士兵文化水平低，没有能力鑑别公文真伪，如果他们不放我，我也有办法！图章的印文是楷书简体，后来知道，中共的印信一律废弃篆书。
左眼越来越痛，「难友」朱少校帮助我，他说用食盐水冲洗可以延缓病情。我到附近农家讨盐，一位太太说，她家的盐用光了，还没有补充，她让我进厨房察看，柴米油盐一无所有，锅灶冰冷，使我想起「朝朝寒食」。我走进另一农家，当家的太太说她可以给我一撮盐，但是必须班长许可。我又到处去找班长。
讨到了盐，朱少校捲起袖子，客串护士。每一次我只能讨到一撮盐，好一个慈悲的班长，他天天带我奔波找盐，他走在前面，我在后面六英呎左右跟着，他沉默无声，农家看他的脸色行事。今天回想，我最大的收获不是食盐，我有机会看到「老解放区」人民的生活。好像家家都没有房门。我没看见男人。天气晴朗，阳光普照，打麦场边怎麽没有一群孩子嬉戏，没有几隻狗摇着尾巴团团转，怎麽没有老翁抽着旱菸袋聊天，怎麽也没有大鸡小鸡觅食，也没见高高堆起来的麦杆高粱杆。安静，清静，乾乾淨淨，一切投入战争，当初「不拿人民一针一线」，而今「人民不留一针一线」，这就是解放战争的魅力，这就是每一个班长的骄傲。
我在俘虏营的那段日子，外面发生了两件大事，蒋介石总统宣佈「引退」，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；傅作义接受局部和平，北平解放。我们看不到报纸，两件事都由班长口头宣佈，我还记得，蒋氏引退的消息夜晚传到俘虏营，我们都已躺好，宿舍裡没电灯，班长站在黑暗裡说，蒋介石「引退」了，理由是「不能视事」。我了解＜中华民国宪法＞，其中提到总统「缺位」和总统「因故不能视事」，两者有很大的区别，班长声调平静，用字精准，把「不能视事」重複了一次，表示强调，很有政治水准。也许是黑暗遮住了脸孔吧，大家竟鼓起掌来，那时大家在心理上忽然变成观众，歹戏拖棚，不如早点落幕，散场回家。
散场以后一定可以回家吗？天晓得！资料显示，内战第一年，六十万俘虏参军，第二年，七十万俘虏参军。济南十万俘虏，或参军，或劳动生产，一个不放。中共佔有东北全境后决定释放俘虏，而我恰恰在这个时候被俘，硬仗已经打完，俘虏太多，无处消耗，索性由他们投奔国民党，国民党既要照顾他们，又要防范他们，双方必然产生矛盾，他们纵然抗拒洗脑，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点影响，他们不知不觉会把影响带到国府统治的地区，成为活性的「病灶」。世事总是如此，又是如此，千千万万小人物的命运繫于大人物一念之间。必须说，中共这一着高明！千千万万「来归官兵」到了台湾，跟军政机构之间恩怨难分，敌我不明，消耗多少元气。
我们在俘虏营过阴曆年，万年曆显示，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，岁次己丑。事后推想，那时他们已经决定释放我们了，所以停止一切争取吸收的工作。过年这天午餐加菜，质量丰富，一个高官骑着马带着秧歌队出现，据说是团政委。我第一次看见扭秧歌，身段步伐很像家乡人「踩高跷」，亲切，他们唱的是「今年一九四九年，今年是个解放年，锣鼓喧天闹得欢，我给大家来拜年。」先是纵队绕行，然后横队排开，唱到最后一句，全体向我们鞠躬，我又觉得折煞。
团政委登臺训话，我用我的一隻眼睛努力看他，希望看得清、记得牢。他的气质複杂，我当时用成语概括记下：文质彬彬，威风凛凛。我在抗战时期见到的共产党人，和被俘以后见到的解放军人完全不同，后者比较阴沉。有人解释，中共阴沉是由于俄共阴沉，俄共阴沉是由于气候严寒。有人作另一种解释，中共阴沉是因为他们捨身革命，生活在逮捕和屠杀的阴影之下，因而培养出特殊的气质。
家乡父老常说「一分材料一分福」，团政委口才好，胜过连指营指。他称赞我们都是人才，可惜走错了路，迷途知返不嫌晚，谁愿意参加解放军，他伸出双手欢迎。然后他加强语气，谁对国民党还有幻想，解放军发路费，发路条，愿意去南京的去南京，愿意去广州的去广州，愿意去台湾的去台湾，你们去的地方都要解放，你们前脚到，解放军后脚到，水流千遭归大海，谁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。一番话铿锵有声，惊心动魄。他最后强调解放军守信用，说话算数，路条路费明天就发给你们，任你们行动自由。大家听呆了，「啼笑俱不敢」，没人鼓掌。演说完毕，团政委上马，他还要到另一个村庄去演说，大概他要走遍附近的村庄。
解放军说话算数，第二天路条到手，……
（下略）
抗战胜利，日本军人缴械投降，叫做日俘，住在中国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侨，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机构管理他们，这个机构的名称，今人说法分歧，我记得我看见的招牌是「日侨俘管理处」。侨俘两个字破例密接，印象深刻。
那时「中国本部」（不包括东北和台湾）有日俘一百二十八万三千多人，日侨约八十万人，中国政府要把他们送回日本，当时称为「遣俘」和「遣侨」。那时「中国本部」使用广州、上海、秦皇岛、青岛等十三个港口进行遣送工作，上海最受重用，资料显示，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万人，日侨约六十万人。我们逗留京沪时，遣送工作还没有结束。
国际通例，战胜国有权使用战俘的劳力。我们到南京时，看见日俘正在挥汗修路，江湾新建的机场尚未修好，仍由日俘继续施工。多年后，美国好来坞拍了一部有名的电影：「桂河大桥」，演出英军战俘修桥的故事。虽然是做了俘虏，为敌人修桥，那个英军上校还是很兴奋，他说，身为军人，一生做的都是破坏工作，难得有机会建设，他一定要督率部下，提高工程水平。日军攻打中国，一枪一个洞，一弹一个坑，留下无数断桥残壁，徵用他们出力建设，也是一种教育。
有一天，我去看他们修路，皇军一变而为苦力，也是千载难逢的景观。那时机械器材缺乏，修路还是靠锹和镐，他们挖过许多战壕掩体，操作十分熟练。动作比较慢，似乎不甘心？但是一锹一镐下去很确实，不敷衍了事，也没看见有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菸喝水。军官带队督工，工地狭长，他不停的走动察看。盟军规定，日俘遇见战胜国的军人，不论对方阶级高低，都要敬礼，而对方不必还礼。（这是长官惟一叮嘱过的注意事项。）乖乖，他向我敬礼的时候，我还真觉得如在梦中。下次再去，我到马路对面远远的看，躲着他。连上有个班长，他每天故意走过工地，每天享受一个敬礼，大日本皇军的军官，动作敏捷，姿势正确，从未违背盟军的规定。我听见有人笑那班长无聊，那班长说，「抗战八年，除了这个，咱们还能捞到甚麽？」
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，那裡参加劳动的人数多，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，乍见之下，产生错觉，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，包围上海。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，儘管鞋袜破旧，军服肮髒，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，目不斜视，无人交头接耳。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，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，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，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。那时怎麽也没料到，两年零十一个月后，我狼狈奔往江湾，由江湾逃出大陆。
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，人家不要。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「去思」，他们办到了，报纸杂誌不断有人称道他们。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，纪律严整。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，被服装具一丝不苟。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乾乾淨淨。据说他们登船回国，秩序井然，无人抢佔好位子，而且让妇孺优先。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，只准带很少的钱、很少的随身用品，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，一隻手錶，一隻自来水笔。宪兵检查严格，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。
不久，我们走海路赴东北，葫芦岛登岸，正是夕阳西下，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，接受检查，老人弯着腰，排在最前面，然后是妇女，牵着小孩子，最后才是青壮男子。队伍很长，没有声音，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，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，连小孩子都不走、不跳、不哭、不叫。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，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，外壳油漆班剥，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：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，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？
「可怕的日本人」！京沪的论客如此判断，他们籍小报一角，谈日本军人在琉磺岛上的壮烈，谈日本侨民在塞班岛上的壮烈，谈「自杀飞机」在空中的壮烈。我今天重读关于「神风特攻队」的记述，两千五百一十九个日本青年，志愿献身，他们驾着特製的小飞机，带着重磅炸弹，全速冲向美国军舰，粉身碎骨。他们炸沉了普林斯顿航空母舰，怀特普来恩斯航空母舰，以及其他军舰。美国的生产力雄厚庞大，马上可以补充损失，日本的自杀飞机却用光了。无论神风队如何英勇，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仍然节节败退，亡国的命运注定，神风战术不能挽回。最后，执行此一战术的日本第五海军航空司令宇垣，亲自登上自杀飞机出动攻击；发明此一战术的海军参谋长大西切腹自杀，他留下遗书，对英勇牺牲的神风队员道谢，对那些队员的家属道歉。
日本政府欺骗了日本青年，执行骗术的将领过于「入戏」，「入乎其中」而无法「出乎其外」，跟着假戏真做了。但是我至今不能认定这是中肯的论断，无论如何，日本军人的品质是优秀的，日本政府浪费了他们。无论如何，政略错误不能由军人用投降叛变来纠正。战地军管，军权至高，当地司令官以通敌和作战不力之类的罪名杀了多少人！结果高级将领以千万士兵做投降的资本，换一个新官位，无论如何我不能承认这样的军人「优于」那样的军人。
然而那样的军人的确可怕。抗战时期，我们都熟知兵学家蒋百里的名言，他说日本盛产清酒、樱花和鲤鱼，这三样东西可以代表日本人：清酒没有后劲，象征日本的国力难以为继；樱花突然满树盛开，也一夜败落乾淨，象征日本的国运无常；厨师烹鱼前，鲤鱼躺在砧板上不动，象征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。可怕的是清酒喝光了、酒厂再造，樱花谢尽了、明年重开，鲤鱼死了、来世轮迴，京沪论客高分贝呼喝，教人莫唱「何日君再来」。
投降，日本军人一万个不甘心，閒言閒语很多。中国政府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南京「受降」，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，两人留下历史性镜头。我乍见那张照片时，觉得甚麽地方不对劲，看了几十年，终于看出眉目来，那位降将双手送出「那张纸」时，纸离桌面太近，太低，「那张纸」也没过桌面的中线，何大将得伸长胳臂俯着上身接过来，「降将」有机心，何上将恐怕是有些慌张。单就那授受片刻而论，日本没输。
然而一般军人也的确可怜，无论精神上、物质上他们都贫无立锥，日本的一切资源都被战争耗尽，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」他们回去连食物也没有。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强姦过中国妇女，此人的妻女正在卖淫，如果此人放火烧掉中国人的房子，此人的祖居己被烧夷弹或原子弹化为灰烬，如果此人用他的东洋皮靴踢过中国人的孩子，中国学童正把日本孩子推入水中。即使此人从未抢过中国人的东西，他的家已遭中国游民侵入，喜欢甚麽拿甚麽，「你们从中国人家裡抢来的、我们收回。」即使此人一向尊敬中国读书人，中国学生打日本教师也形成一时风气。
东北人性情刚烈，属于「北方之强」，那时他们远在「化外」，没听见「以德报怨」的广播，「恩仇不报非君子」，动手杀死许多日俘。多少日俘日侨被飞机炸死，被老百姓杀死，衣服被人扒光冻死，多少人生了病，得不到治疗，也是一死，还有不少人自杀而死。死神一次一次筛选，最后大难不死，再回到日本去受罪。现在读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的＜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＞，书中有许多见証，跟我当初听到的传闻八九不离十。
天皇下诏投降，教他们「不能忍者忍之，不能受者受之，」可怜天皇那裡知道个中隐痛辛酸。「忍」能维持自尊，也许这是日本人的特点，但是也只有在中国人手中办得到，或许可以说，这才是中国给他们的特惠。「南京大屠杀」一笔帐，算来算去算到日军将领谷寿夫头上，他是第六师团长，一九四五年进佔南京。中国法庭审判他，他十分庄重的说，他不知道有大屠杀，他从未下过那样的命令，但是他说，如果他的部下真的那样做了，他有责任，他愿意负起责任。声调沉稳，要言不烦。中国法庭杀了他，「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」，大体上说，盟国法庭杀战犯，仅仅杀了他们的肉体，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幽魂早在日本復活。任何国家都得有国魂，日本打造国魂，二战战犯的幽魂也做了材料，十四名甲级战犯的灵位移到靖国神社--、日本的忠烈祠。二OO一年盂兰盆假期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，他说，那些战犯在艰难岁月中怀着对祖国未来的信念，血洒疆场，英灵不泯。
我们到了渖阳，听到苏联军队干的坏事。姦淫掳掠的事容后再谈，单说对待俘虏，史大林把二十八万日俘运往西伯利亚做苦工，飢寒交迫，劳动量很大，估计他们以青壮之年憔悴而死，史大林杀了他们的身体，也杀了他们的灵魂。一九五O年，苏联把「在中国犯罪」的日本战犯交给中共，其中包括在山东执行「三光」政策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，关东军製造细菌武器的七三一部队支队长神厚秀夫。中共还是杀了他们的灵魂。
日本关东军大约有十万人不愿投降，抛弃妻子儿女，遁入长白山中，再也没有出来。长白山区冬季有四十天下雪，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，他们没有生存的条件。奇怪的是没有人逃回来，估计最后的结局是集体自杀，而且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强迫自杀。他们的妻女担当另一种角色。那时国民政府船隻有限，东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，我到渖阳时，马路两侧日侨摆了多少地摊，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，维持目前的生活，大件如钢琴沙发，小件如玩偶花瓶，虽说家产充公，当局并未禁止。那些专售「小件」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，日本文化琳琅满目，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「跪」着一个女子，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，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，她们给「男子」留面子。她低着头，双目下垂，并不真正照顾她的货物，任凭顾客自动取货，自动照标价付款，如果有人白白拿走，她也没有任何表示。偶然有男人（多半是关内来的中国大兵）伸手去摸她的脸蛋儿，强迫她抬起脸来，她的反应是「三不」：不合作，不挣扎，不出声。
那时还有日本女子沿街叫卖自己製作的食物，据说她们都是日本官员的女儿。日本女子也在街头搭建临时的小木屋卖酒，拉起白布条做成的广告，中年妇女炒菜，少女担任招待，二十岁模样的少女，穿着和服，站在柜臺裡面，端出咸豆花生米，把酒盃斟满。顾客多半是东北的工人或马车夫，这些粗卤的男人乘其不备出手突袭，摸她们的胸脯，或者揪住头髮吻她的脸，她们都能说汉语，可是没有抗议争吵，也不流泪，默默承受一切。
资料显示，东北地区有日侨一百三十万人。渖阳一地大约有二十万人，其中妇女佔百分之七十，包括由日本来的营妓舞女。日本佔领东北后，向东北大量移民，移民是他经营东北的重要手段之一，日本人是特权份子，一声投降，全成了搁在沙滩上的鱼。那时她们非常恐惧，她们熟知日军在中国造了甚麽样的孽，伸长了脖子等待中国军人的屠刀。她们为丈夫乞命，为子女乞命，为自己乞命，既而发现中国男人所要的不过如此。她们也弄不清楚眼前这个中国人谁有多大权限、谁能发挥多少影响力，她们完全顺从「中介人」的摆佈。
所谓中介人，主要的是日俘管理所的中国干部，各方「权势」向他们要女人，他们晚间把年轻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。渖阳外围某市的市长，每夜换一个日本女子侍寝，他向人夸耀，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个日本女子，自称民族英雄。管理日侨的处长和他所属的许多所长，都由当地党政要员兼任，他们从来不把这项兼职写在履历表上，他们的传记和墓誌铭夸尽当年勇，从未提起管理日俘这一段。
「淫媒」之类的人物也应运而生。我有一位本族的长辈，他在关内工作，因业务需要，经常往来渖阳，为起居方便，他在渖阳市买了一幢日式房屋，他若不来渖阳，房子就由他军中的密友们自由使用。管理房屋的副官告诉我，许多上校、少将级的人物轮流在那幢房子裡宿夜，年老的日本妇女晚上送年轻的日本女子来，那些军官喝酒的节目也省了，有时一个人睡人家两个，有时两个人睡人家一个。关于这幢房子和它的主人，以后还有故事可讲。
美色也是阶级，漂亮女子总是归官位高的人，门当户对。聪明的美女也总是赶快找一个「英雄」献身，受他的保护，免得再去伺候一个一个「人下人」。那年代，女囚收监以后，倘若无背景而有姿色，很可能由典狱长之类的人物召去陪睡，若是不从，她就会落进那些看守员的手裡，他们轮流纵慾，使她悔不当初。日本女子毫不迟疑接受了她们的命运，而且竭力减少了损害。
据说在床上，日本女子委屈迎合，那一份从裡到外澈底奉献，才真是「无条件投降」。而且她们穿着华美的和服来，脱掉和服，裡面并没有内衣，男人的这份骄傲和享受，也许只有皇帝召幸后宫嫔妃才可以得到。日本男人太刚，幸亏日本女人来补救，战胜国的男人尝过日本女子的委婉承接之后，对这个战败国有宽恕心。
后来我到台湾，结识了一位剧作家，他当年在军中做政工，他的部队第一批出关，进佔渖阳。他的官阶虽然低，却也有一段醇酒妇人的日子，他说，他们当时的口头禅是「以个人幸福庆祝抗战胜利」。他胸中有许多日侨女子的故事，但是没来得及写出来。
我从他那裡知道，日本的少妇和少女，装束有别，他们找来的都是少妇，上了床才发现是少女。他们纳闷：向来只见少妇冒充少女，何曾听说「反串」？后来明白了，日本少女认为贞操神圣，妇人就没那麽严重，她以少妇装扮保留自尊心，同时她也表示大割大捨，没有甚麽「过渡」。那时中国男人嫖妓，也指明要日本女子，老鸨常以中国女子冒充。有经验的嫖客说，识别真伪很容易，你把手伸进女孩子的衣服裡，抚摸她的胸部，如果她的肌肉温暖柔软，她是日本人；如果她的肌肉冰冷僵硬，她是中国人。面对横逆，日本女子有她的哲学，她完全撤除了心理的防线。日本女子挂在十字架上，替日本男人担当罪孽。
动荡之世，「每一个维持尊严的男人，背后都有一个牺牲尊严的女人。」日本男人亏欠中国人，中国男人亏欠日本女人。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美色，正如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权势，双方都有自知之明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连我们的几个班长都没留空白，他们总是白天外出，匆匆赶回来参加晚点名，一脸酒色财气，连长训话，要求大家「节制」。后来知道，美军佔领日本以后，日本女子为美军官兵佈置温柔乡，赚外汇，也争取美国对日本的同情。美国记者发出报导：「东京的妇女大半是妓女」。中国记者水平高：「日本的女子大半是西施。」西施牺牲肉身，图利本国。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台湾企业家许文龙旧话重提，他称赞日本女人牺牲色相，挽救日本危亡。
选文试读：（二）天津中共战俘营半月记
解放军攻克天津的时候，对处理大批俘虏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经验，缴械就擒的国军官兵也很合作，好像一切水到渠成。
我的遭遇或许有代表性。我们这十几个后勤军官听从解放军的指挥，离开住所。路上只见掉下来的招牌，断了的电话线，倾斜翻转的电车汽车。成群结队的解放军交臂而过，没人看我们，我偷偷的看他。我们走进一所学校，只见成群的俘虏从各个方向陆续涌来，挤满了房子，挤满了院子。他们都是在第一线缴械就擒的战斗人员，军官跟士兵穿一样的衣服，一律不佩符号，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阶级，比方说，士兵穿又髒又旧的军服，连长穿乾乾淨淨的军服，团长穿崭新的军服。解放军的一位营指导员坐在校长办公室裡管理我们，我们人数这麽多，他们仅仅一位营指导员，身旁几个通信兵，门口几个卫兵，胸有成竹，不慌不忙。他们已有丰富的经验。
虽说是押送和集中监视，他们并未怎样注意我们，反倒是我，我没忘记我是（或者准备是）一个作家，赶紧趁机会观察新事物，「观察」是作家的第二天性。虽说是东北解放军入关，那些战士并不魁梧健壮，个个脸色憔悴，嘴唇皴裂，双手赤红，我耽心他们生冻疮。有人光着头，大概是战斗中失去了帽子，倒是没人伸手来摘我们的皮帽子，很难得！他们没穿大衣，腰间扎着宽大的布带，想是为了御寒。装备陈旧，多是民间用手工缝製，土布的颜色单调，军容灰暗，只有腰间插着一双新布鞋崭新，兵贵神速，他们一昼夜可以急行两百华里，鞋子是最重要的装备。还记得国军宿营的时候，照例派人四出侦察，报告说百里之内并无敌踪，于是放心睡觉，谁知拂晓时分已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，神通就在这双布鞋。个别看，解放军那裡是雄师？何以集体表现席捲江山？当时被俘的国军军官陷入沉思，没有答案。
我设法挤到办公室门口去看指导员，他抽菸，看不出香菸牌子，闻气味品质不坏。一个国军军官挤进来向他介绍自己是是甚麽团的团长，跟指导员攀同乡，团长是在战斗位置上被俘的，他已经好多天没回家了，要求指导员行个方便，让他回去看看孩子，他发誓一定回来报到。又有一个军官挤进来，他说他跟解放军司令员刘亚楼是亲戚，刘亚楼指挥解放天津的战斗，目前人在市内，他要求去找刘亚楼见面。那位指导员一面抽菸一面微笑，慢动作撕开香菸盒，掏出铅笔来写字，他用香菸盒的反面写报告，向上级请示。通讯兵去了又回来，字条上面批着两个字：「不准」，用的也是铅笔。他们的公文程序怎麽简化到这般程度，我非常惊异。指导员拿批示给他们看，不说话。
战斗结束了，许多国军军官没有回家，有些太太真勇敢，牵着小孩出来找丈夫。她们有人找到我们这一站，卫兵不许她们进来，但是可以替她们传话，「某某团的副团长某某在这裡没有！你太太带着孩子在门口找你！」这样的话由大门外传到大门裡，由院子裡传到屋子裡，没有反应。于是有人高声喊叫，重複一遍又一遍，还是没有回声。于是有人低声议论，就算他在这裡也不敢出头承认，他还想隐瞒身份呢。那时国军军官被俘后常常谎报级职姓名，武官冒充文官，将校官冒充尉官，这样做都是枉费心机，以后还有多次清查，总有办法把你一个一个揪出来。
俘虏实在太多了，解放军不断增加临时收容的地方，我们这裡一批人疏散出去，腾出空间，开始进行下一个程序，「区分山羊绵羊」。第一步，军官和士兵分开，他们把士兵带走了。第二步，上校以上的军官和中校以下的军官分开，他们又把上校以上的军官带走了。斩头去尾，我们中间这一段人数最多，这才发现我们那个单位只来了我们十几个呆鸟，别人早有脱身之计，人人祕而不宣。两个月后我逃到上海，发现我们的新老闆先到一步，住在一栋花园楼房裡。四个月后我逃到台北，陆续遇见许多同仁，他们也都是狡兔。
俘虏分类之后进行编队，编队之后立即前往指定的地点受训，指导员不再微笑，也没有讲话，他只是冷冷的看部下工作，他的部下也不多讲话，只是冷冷的工作，一片「晚来天欲雪」的感觉。他们为甚麽不讲话？这是不祥之兆吗？由闹烘烘到冷冰冰，看看日色西沉，解放军似乎要赶快把俘虏弄出天津市区，出门以后指导员不见了，他的脸色还像块冰压在我心上。我越走越心虚，胡思乱想。
还好，我们一直走一直走，走到杨柳青，东看西看好像没有杨柳。一直走一直走，走到北仓，看见碉堡残破，交通壕翻边，铁丝网零乱，大概是砲兵猛轰造成的吧，想见战斗还是很激烈。我们一直走下去，有路可走就好，这夜无星无月，野外有人不断发射照明弹，（为甚麽？）显示最后的战时景色，冷光下依稀可见队形蜿蜒。途中队伍距离拉得很长，身旁没人监视，可是一个人也没逃走。走了半夜才投宿农家，老大娘为我们烧火做饭，整天仅此一餐，可是并不觉得饿。
第二天黎明上路，有大队解放军同行。我放慢脚步，一再用眼睛的馀光打量他们，他们的基本教练简单马虎，肩上的步枪东倒西歪。我注意他们的枪械，那时，「共军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国军的飞机大砲」，已经成为流行的口号。我看见日军的制式步枪「三八式」，国军的制式步枪「中正式」。我心头一懔，想起我在渖阳揹过擦过的那枝枪，那枝枪流落何方？我还记得它的号码，真想看看他们每个人的枪，看他们的号码离我多近多远。解放军打天津，除了飞机以外，大砲机枪冲锋枪甚麽武器都有，据「火器堂」网上资料，抗战八年，内战四年，联勤的兵工厂大约製造了五十万枝中正式步枪，我想平津战役结束时，总有三十万枝已经握在解放军手中了吧？韩战发生，中共派志愿军抗美援朝，正是用「中正式」跟联军大战三百回合。
我们一直往北走，天气忽然起了变化，风沙扑面而来，那风沙强悍诡异，难以形容。我拉低帽沿，掏出手帕遮脸，闭紧眼睛赶路，每隔几秒钟睁开一条缝，看一看脚下的路，尘土细沙趁势鑽进来。四面一片濛濛的黄，空气有颜色也有重量，鼻孔太小，难以呼吸。我想到我的眼睛，那时我只为眼睛耽忧，作家可以没有手，没有脚，必须有眼睛。现在我知道，那天我们遇上了「沙尘暴」，西北风挟带内蒙的尘沙，向南扑来，它一年比一年严重，现在已经形成天灾，华北东北都成灾区。现在「沙尘暴」过境的时候，人取销户外活动，飞机停飞，沙尘落地造成「沙化」，土地没法耕种，人民没法安居。专家总是往坏处想，他们忧虑多少年后，东北华北一半变成少漠。倘若真有那麽一天，后世史家会指指点点，国共两党兴兵百万，血流成河，争的就是这几粒沙。
当时风沙中辛苦挣扎，那会想这许多，我只耽心我的眼睛。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，风也停了。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，瓦房很多。我们先在村头一字排开，解放军战士抬了一个箩筐来，我们在军官监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，把所有的东西掏出来，钞票，银元，戒指，手錶，都放在箩筐裡，我能了解，这是防止我们逃亡。所有的文件也要放进去，钢笔，照片，符号，日记本，我明白，这是要从裡面找情报。他们做应该做的事情，好在我除了一张符号以外，甚麽财物也没有。我的职位是个上尉军需啊，军队裡不是常说「穷书记、富军需」吗，解放军官看了我一眼，他怎知道我实际上是个「穷书记」？似乎怀疑，倒也让我过关。他强调受训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会发还，这位军官是我们的指导员。
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，我们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裡，屋裡没有任何家具，大概是「阶级斗争」取走了一切浮财。每一楝房屋都没有门，应该是民伕拆下门做担架去支援前方的战争。每一栋房屋也没有窗櫺，这就奇怪了，我想不出理由来。既然门窗「洞」开，解放军战士管理俘虏，要看要听，十分方便。夜间风雪出入自如，彷彿回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生活。
我必须说，解放军管理俘虏还算和善宽鬆，伙食也不坏，一天两餐，菜裡有肉。当然我们仍然要踏灰跳火，早晨起床以后，第一件事情是集体跑步，这时，住在这个村子裡的俘虏全员到齐，大概有两百人左右，解放军驻扎的武力大约是两个班，果然一以当十。跑步之后，大家在广场集合，班长登臺教唱，第一天学的是「解放区的天、是明朗的天」。这天夜裡降了一场浅浅的雪，天公慈悲，没颳大风，早晨白云折射天光，总算晴了。第二天学的是「换枪换枪快换枪，蒋介石，运输大队长，送来大批美国枪。」我听了不觉一笑，也不知他们有幽默感、还是我有幽默感。
所谓受训，除了跑步，就是唱歌。跑步容易唱歌难，终于有这麽一天，早操以后，班长教唱，劈头就是「蒋介石，大流氓，无耻的汉奸卖国贼。」我张口结舌，这未免太离谱了吧？我读过教会历史，当年罗马帝国打算消灭基督教，把教堂屋顶上的十字架拆来摆在地上，命令教徒一个一个践踏，如今解放军玩的是同样的把戏。大约人同此心，解放军班长领头起句以后，全场默然，指导员一向不说话，脸色像上了一层釉子，这时带着枪兵走过来，指着我们的鼻子喝问：「你为甚麽不唱？为甚麽不唱？」队伍裡这才有了嗡嗡之声。他不满意，又一个一个指着鼻子喝令：「大声唱！大声唱！」队伍裡的歌声这才一句一句提高。
我一直不肯学唱，于是被指导员带进办公室。我模彷朱连长向副团长抗辩的态度，立正站好，姿势笔挺，有问必答，一口一个「报告指导员。」他好像很受用，但是仍然厉声斥责，「你已经解放了，为甚麽不唱解放军的歌？」我告诉他，我是唱八路军的歌长大的。不待他考问，我自动唱起来，我採取提要式的唱法，「在那密密的树林裡，有我们无数好兄弟。」唱了两句，马上换另外一首，「风在吼，马在啸，黄河在咆哮。」再换一首，「延水浊，延水清，情郎哥哥去当兵，当兵要当八路军。」再换一首，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抗日军不打抗日军。」
他大喝一声：「够了！你这些歌现在没人唱了，你到这裡来受训，就是教你赶上形势。」我说报告指导员，八路军的那些歌真好，我们爱唱，有人禁止也禁不住。现在教的歌那裡比得上？现在这支歌怎麽这麽低俗？这那裡像解放军的歌？我不顾他的反应，连唱带说，他用锐利的眼神观察我，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。我后来我知道，他们认为抗拒争辩都是真情流露，他们对「真情」有兴趣，如果我马上无条件适应，他反而认为是虚伪，他们厌恶虚伪。
他沉默片刻，忽然问我对这裡的生活有甚麽意见。「报告指导员，没有意见。」怎麽会没有？他不信。「报告指导员，抗战的时候，国民党的游击队捉到了八路军要活埋，我们都是该死没死的人，在这裡吃得饱，睡得好，当然没有批评。」这几句话他听得进。你对国民党还有甚麽幻想？「报告指导员，没有任何幻想。」是不是还想倚靠蒋介石？「报告指导员，我跑江湖混饭吃，从来没倚靠蒋介石。」大概这句话太没水准，他皱了一下眉头。那麽你对自己的前途有甚麽打算？「报告指导员，我的父亲在南京做难民，我要到南京去养活他。」我简化问题，隐瞒了弟弟和妹妹。他说南京马上要解放了，全中国都要解放了，你去南京也是白去。他说他也有父母，个人的问题要放在全国解放的问题裡解决。
他静待我的反应，我默不作声。
他拿出一本小册子来交给我，他说这是我从未读过的书，他用警告的语气说，「接受新知识的时候要用心，还要虚心。」他等着听我的心得报告。那时候我的左眼开始肿胀疼痛，天津失守那天，我们逆风行军，尘沙伤害了我的眼睛。他不看也不问我的病痛，他显然打算教我用一隻眼睛读他指定的教材。
俘虏营裡没有医疗服务，班长忽然慈悲，替我弄到一截纱布，我只能把左眼包起来，乍看外表，倒是很像个伤兵。冷风吹拂，我发觉自己跑进指导员的射界，做了他的目标。他们闭上一隻耳朵，没再强迫我我唱歌，我难道已在享受某种优待？代价是甚麽？我不知道在人群中隐身，也许因而不能脱身，我那年才二十四岁，对中共多少有用处。
五年前我也许愿意加入共青团，可是我的人生观改变了，我一心嚮往个人自由，我曾在新闻纪录片裡看见要人走出飞机，仪队像一堵砖牆排列在旁边，新闻记者先是一拥而上，后是满地奔跑追赶，我当时曾暗暗立下志愿，从那一堵牆中走出来，到满地乱跑的人中间去。其实「自由」也有阴暗面，那时我还不知道「事情总是向相反的一面发展」。
我己放弃一切伟大非凡的憧憬，无论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。我只求能有必需的收入，养活父亲，帮助弟弟妹妹长大。我已知道解放区绝对没有这样的空间，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难适应，他对老百姓的期许我无法达到，我只有到「腐化的、封建的、自私的、涣散的」社会裡去苟活。我必须奔向南京。
脚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吗？显然没有。如果我的左眼长期发炎得不到治疗，必定失明，中共不会要一个残废的人，那样我就可以一隻眼睛去南京。我猜父亲看见一个「眇目」的儿子回来，不会有快乐的表情，但是半盲的乞丐也许会得到慷慨的施捨。我在两利两害之间忐忑不安。那时我的父亲并不知道他自己也面临选择：损失一个儿子、或者仅仅损失儿子的一隻眼睛。
我始终没读指导员交给我的那本书，只是偶然揭开封面看了一眼。果真「开卷有益」，封面裡空白的那一页盖了一个图章：「东北军政大学冀热辽边区分校图书馆」，正好盖在左下角。我大吃一惊，天造地设，一张空白的公文纸，可以由我写一张路条。我以前从未想到逃走，这时左右无人，不假思索，我悄悄把它撕下来。解放军显然还未建立文书制度，士兵文化水平低，没有能力鑑别公文真伪，如果他们不放我，我也有办法！图章的印文是楷书简体，后来知道，中共的印信一律废弃篆书。
左眼越来越痛，「难友」朱少校帮助我，他说用食盐水冲洗可以延缓病情。我到附近农家讨盐，一位太太说，她家的盐用光了，还没有补充，她让我进厨房察看，柴米油盐一无所有，锅灶冰冷，使我想起「朝朝寒食」。我走进另一农家，当家的太太说她可以给我一撮盐，但是必须班长许可。我又到处去找班长。
讨到了盐，朱少校捲起袖子，客串护士。每一次我只能讨到一撮盐，好一个慈悲的班长，他天天带我奔波找盐，他走在前面，我在后面六英呎左右跟着，他沉默无声，农家看他的脸色行事。今天回想，我最大的收获不是食盐，我有机会看到「老解放区」人民的生活。好像家家都没有房门。我没看见男人。天气晴朗，阳光普照，打麦场边怎麽没有一群孩子嬉戏，没有几隻狗摇着尾巴团团转，怎麽没有老翁抽着旱菸袋聊天，怎麽也没有大鸡小鸡觅食，也没见高高堆起来的麦杆高粱杆。安静，清静，乾乾淨淨，一切投入战争，当初「不拿人民一针一线」，而今「人民不留一针一线」，这就是解放战争的魅力，这就是每一个班长的骄傲。
我在俘虏营的那段日子，外面发生了两件大事，蒋介石总统宣佈「引退」，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；傅作义接受局部和平，北平解放。我们看不到报纸，两件事都由班长口头宣佈，我还记得，蒋氏引退的消息夜晚传到俘虏营，我们都已躺好，宿舍裡没电灯，班长站在黑暗裡说，蒋介石「引退」了，理由是「不能视事」。我了解＜中华民国宪法＞，其中提到总统「缺位」和总统「因故不能视事」，两者有很大的区别，班长声调平静，用字精准，把「不能视事」重複了一次，表示强调，很有政治水准。也许是黑暗遮住了脸孔吧，大家竟鼓起掌来，那时大家在心理上忽然变成观众，歹戏拖棚，不如早点落幕，散场回家。
散场以后一定可以回家吗？天晓得！资料显示，内战第一年，六十万俘虏参军，第二年，七十万俘虏参军。济南十万俘虏，或参军，或劳动生产，一个不放。中共佔有东北全境后决定释放俘虏，而我恰恰在这个时候被俘，硬仗已经打完，俘虏太多，无处消耗，索性由他们投奔国民党，国民党既要照顾他们，又要防范他们，双方必然产生矛盾，他们纵然抗拒洗脑，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点影响，他们不知不觉会把影响带到国府统治的地区，成为活性的「病灶」。世事总是如此，又是如此，千千万万小人物的命运繫于大人物一念之间。必须说，中共这一着高明！千千万万「来归官兵」到了台湾，跟军政机构之间恩怨难分，敌我不明，消耗多少元气。
我们在俘虏营过阴曆年，万年曆显示，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，岁次己丑。事后推想，那时他们已经决定释放我们了，所以停止一切争取吸收的工作。过年这天午餐加菜，质量丰富，一个高官骑着马带着秧歌队出现，据说是团政委。我第一次看见扭秧歌，身段步伐很像家乡人「踩高跷」，亲切，他们唱的是「今年一九四九年，今年是个解放年，锣鼓喧天闹得欢，我给大家来拜年。」先是纵队绕行，然后横队排开，唱到最后一句，全体向我们鞠躬，我又觉得折煞。
团政委登臺训话，我用我的一隻眼睛努力看他，希望看得清、记得牢。他的气质複杂，我当时用成语概括记下：文质彬彬，威风凛凛。我在抗战时期见到的共产党人，和被俘以后见到的解放军人完全不同，后者比较阴沉。有人解释，中共阴沉是由于俄共阴沉，俄共阴沉是由于气候严寒。有人作另一种解释，中共阴沉是因为他们捨身革命，生活在逮捕和屠杀的阴影之下，因而培养出特殊的气质。
家乡父老常说「一分材料一分福」，团政委口才好，胜过连指营指。他称赞我们都是人才，可惜走错了路，迷途知返不嫌晚，谁愿意参加解放军，他伸出双手欢迎。然后他加强语气，谁对国民党还有幻想，解放军发路费，发路条，愿意去南京的去南京，愿意去广州的去广州，愿意去台湾的去台湾，你们去的地方都要解放，你们前脚到，解放军后脚到，水流千遭归大海，谁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。一番话铿锵有声，惊心动魄。他最后强调解放军守信用，说话算数，路条路费明天就发给你们，任你们行动自由。大家听呆了，「啼笑俱不敢」，没人鼓掌。演说完毕，团政委上马，他还要到另一个村庄去演说，大概他要走遍附近的村庄。
解放军说话算数，第二天路条到手，……
（下略）